从“韦伯式命题”开始思考万科

 

 事实上，这些温暖的细节此时此刻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由此我曾经想过：为什么万科青青家园的工作人员会对一名基督徒如此友好？我知道他们应该不是主内的弟兄，我也知道很多社区的家庭教会是在一种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有一些不知道真理的人们甚至对我们的聚会投以某种警惕的目光，但青青家园不是这样。后来我在另外一个场合，看到了王石明确提出万科要尝试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探索在中国实现一种更为卓越的现代企业制度，我的疑惑有了答案。我的意思是，在万科的企业精神里，可能他们沿着新教伦理和企业精神的范式，已经开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了。

是的，新教伦理和企业精神，这就是我思考万科的起点，也可能是终点。2006年的8月，我曾经在《新京报》就余英时先生的“韦伯式的命题”写过一篇题为《谁能发展余英时》的文章，这成为我思考新教伦理与中国企业精神的开端。在我看来，余英时是发展的，其发展的路径之一，就在于比较性的研究韦伯，试图对中国儒家伦理精神进行合理诠释和重构，这显示出了余英时宏阔的开放姿态，并通过这个命题，把自己从钱穆、陈寅恪等中国古典文人的范式中抽身出来，引出了现代汉语知识分子的一条新思路；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神究竟对现代商业的发展有哪些促进或阻挠作用，是当下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孜孜以求的课题，余英时应该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人。从实用理性的角度看，余先生的“韦伯式的问题”，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显学。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启发了余英时，事实上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也可归属在这一范式之内，余英时在海外提出了中国传统伦理与商业精神的关系命题，而在国内，沿着韦伯、森和余英时的思考路径，也有学者在系统性的思考，比如年轻的经济学家赵晓，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场合，赵晓就告之于人，他在沿着“以伦理看待发展”的思考路径，试图整体性的分析、构建余英时的“韦伯式问题”。

圈内人应该知道，韦伯的理论贡献在于：指陈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经济与社会的原因外还有文化与精神的原因，这样的一种原因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背景，这也就是“新教伦理”背景。显然，余英时注意到了新教精神中的勤、俭、诚实、信用等美德，也注意到了新教伦理鼓励人们以钱生钱，赚钱既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也不是为了满足任何其他世俗的愿望。换句话说，赚钱已成为人的‘天职’，或中国人所谓‘义之所在’”。这样的精神似乎是超越非理性的，奇妙的，在这种精神支配下，余英时发现人们在用一切最理想的方法来实现这一非理性的目的。　

在此范式下，余英时试用韦伯观点对中国历史做新的分析。他想追问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传统儒家精神对中国商业活动究竟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具体内容又是什么。他承认自己提出的是一个“韦伯式的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余英时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传统儒家精神对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而韦伯则在他有关中国文化的论述中竭力说明：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无法导引出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

如果着急对余英时的上述研究做结论，难免会出错误。不过，我们在肯定余先生提出问题的同时，似乎也能看到先生的漏洞。比如，韦伯论述的新教伦理，其学术前提是基督教信仰，是一种为西方多数人所接受的神学范畴，而余英时提出来的儒家精神，其学术前提仅仅是一种道德判断，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反复讲解过的社会道德观。两相比较，差别甚大，余英时在这里借用了韦伯式问题的因果链，却在无意识中把前端性的基督教信仰置换成中国式的道德教材。如此推论下去，当然与韦伯的结论有所偏离。

 

我自己的田野调查

 

巧合的是，亚当.斯密也对中国的商业发展有过论述，其观点先于韦伯，却与韦伯类似。在《国富论》第一卷第八章，斯密说，“现在看来，中国在长久期间之内，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五百年前莅临该土，就提到这个国家农业工业以及人口众多的情形，和最近旅行者的描写几乎毫无出入。这样看来，似乎马氏之前很长远时间内，这个国家即已到了它的法律、制度以及各种机构容许它致富的最高限额”。

作为一个世界一流的学人，余英时与亚当/span>.斯密和韦伯的结论如此不同，让人深思。我们注意到了余英时深厚的中国文化意识，他曾不只一次的叙述自己的中国特色，也注意到他不只一次的提出，一定要避免西方中心论的预设。这一方面反映出先生的比较性视野，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的透漏出先生对中国本土文化略带偏执的热爱。我斗胆怀疑一下，是不是余英时先生象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一样，文人趣味过多，数目字意识、经济学意识少了一些？显然，如此怀疑，似乎打开的是另一扇门。我相信，发展了钱穆和陈寅恪的余英时，肯定能接受我试图怀疑他的理念。只是我有所焦虑，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下，谁有能力接过余先生的命题，让先生的“韦伯式问题”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呢?

我自己的田野调查从这里开始，我打算在本土企业中找10家有新教伦理意味的企业，按照韦伯的范式进行一组案例写作，我不打算过早的做结论，只是做一些呈现，在新教伦理和中国企业精神的向度上呈现中国当代企业的另一种探索，这种探索可能会导致中国企业走出几千年的发展阴影。

如此，万科理所当然要进入我的视野。我不是说万科已经是这方面的范本，事实上她刚刚起步，她只是偶尔看到了神的光芒，但万科对新教伦理心仪已久，却是客观的事实。看遍中国本土企业，能有这样的意识的简直太少了，所以万科必然要成为我们调查的案例，即使这样的调查是出于怀疑。

有几个公开的指标，比如万科多年以来制定的战略原则，是可以拿来分析的：

上述指标如果加以数据化，模型化，可能成为我日后考察其他企业的重要参考值。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上述所列原则仅仅是一种道德体系，它在执行的过程中将会被大打折扣。一方面，万科内部也可能将这些原则道德化，企业文化条款化，至少我们暂时还看不到万科在信仰的层面去体验。是的，我说的是体验，而不是执行。真正的的基督徒，都是在一种内在体验的过程中与神同在，与耶稣同在，而绝不是耶和华、耶稣以某种强力意志，某种制度设计甚至是约束性条款来要求人和神同在。这就是新教伦理与一般道德价值体系的不同所在。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是不可以阐释的，不可以细分的，只有在旧约之敬畏与新约之爱的基础上，新教伦理和企业精神才能构建一种持续发展的互动动力。

 

向内部演进的国际化

 

万科距离这样的境界还有多远？万科自身也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但这种方向已经呈现，至少万科在检视自身的时候，已经拥有了一种清晰的价值判断体系，并渐渐成为万科的一种思维范式，即新教伦理将会给万科带来一种国际化的精神气质，而不是在传统儒家道德体系里面寻找教化的尺度。

说实话，这样的观察角度让人眼前一亮。国内太多的企业一旦提到国际化，其主要视野必然是在其他国家的市场里，试图在别处，在另一个文化背景和市场背景下谋求公司的更大发展。二元论的陈旧思维范式在这里再一次将我们引入歧途。我们总是把本土化和国际化对立起来，把自己眼皮底下的市场定义为本土市场，而把其他国家的市场定义为国际市场。我们似乎只有努力适应其他国家的发展方法，才可以称为国际化，似乎很少想过，让所谓的国际化范式在中国本土发展，更是一种可操作性的、甚至是立竿见影的发展思路。

而在我们看来，后者可能更适合万科这样的房地产企业。这就像万科在国内企业率先将新教伦理引进在企业建设体系中，而不是将公司整体性地搬到另外一个基督教背景的国家里。在这样的意义上，世界的确是平的，在一个全球化方兴未艾的时代，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一部分，走出门是国际化，拿回来，同样是国际化，每个市场都是国际化的一部分，我们的门口就是纽约，而纽约宽阔的大街上，同样生长着我们的深圳，我们的香港。

这是一种方法论的革新啊，就像我们身在北京，在故宫的红墙之下仰望万能的耶和华，这丝毫没有消弭掉我们皮肤的黄颜色，相反，借助新教伦理的力量，我们比过去看得更远，我们不再继续画地为牢，夜郎自大，一叶障目，鼠目寸光。

可是有人不这么想，旧的思维范式还在夹带着我们往前走。至少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几乎都是走出去在别的市场里拼杀的战略。

    从1957年开始，在整整七年时间内，丰田向美国市场投入了一款新车——Corolla，并大获全胜， 这种迅猛的势头一直维持到今天，丰田在汽车产业最为发达的美国市场拥有16%的份额，并且期待将其在全球市场份额扩大到20%。相似的情景同时也在能源、家电、零售、金融、消费品等领域展开。尽管进入国际市场困难重重，但行业领先者们仍然纷纷投入巨资建立基于全球市场的商业帝国，借以维持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

    这就是典型的传统国际化模式。然而当我们这样的模式复制到房地产行业，却发现在国际市场成功运营的地产企业屈指可数。Pulte Homes是全球经营最为成功的顶级住宅开发公司之一，通过57年的漫长发展，仅获得了近5%的美国市场份额。上世纪90年代初，Pulte宣布进入墨西哥住宅开发市场，2001又在阿根廷组建合资公司展开业务。这段国际扩张过程最终在2005年结束，Pulte公告将所有的国际业务出售，集中资源开拓本土市场。在十多年国际开发过程中，Pulte投入了近7亿美元，只收获了约1千万美元的税前利润，与其在美国本土的表现大相径庭。

    肯定是思路出了问题。有人在规模问题上动脑筋。从一般的经验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成本相对于规模递减的三个基本条件：巨额的固定资产和技术投资、集约化和标准化。

    在住宅开发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固定资产和技术投资仅仅占据很小的部分，绝大部分为流动资产，包括土地和现金。这意味着在同样的投资下，产量增加能够带来的边际成本下降将非常有限。

    从集约化的程度来看，土地在开发成本占有相当大的成份，而这部分成本完全属于分散的不可控成本。就建造成本而言，住宅属于不动产，无法全部集中采购和集中在一地全部生产。即使是在部分工业化的生产技术下，巨额的运输成本也制约了生产地与建造地之间的距离。尤其在缺乏土地期权制度和工业化技术的国际市场，集约化的成本控制几乎无法实现。 

      而标准化则带来更大的挑战。不同人群、不同地域的居住形式、习惯有着显著的区别。土地性质、建造规范也是各地不同。大规模的跨地域发展需要更多本地专家和供应商，这种多样化的趋势也许能将标准化的努力耗费殆尽。Pulte曾在其年报中不无担忧地表示，“在墨西哥的开发除了修建住宅外，还需要改造电力、供水和卫生系统，所有的材料都在当地采购，这些工作由当地总包商和分包商完成……我们不能确定能否在合理的价格上获得必需的建筑材料，有时我们会面临材料和劳动力的短缺”。

如此看，沿用走出去的国际化思路，万科这样的地产企业无疑困难重重。相比之下，中国的住宅开发行业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机。迅速扩大的市场规模、廉价的资金和土地，为企业快速增长提了宽松的条件。强大的经济增长和人口优势使得本土市场发展空间远远超越了其他国家。

这正是向内部演进的国际化战略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如果说万科在新教伦理与企业精神的建设问题上是一种软实力的国际化，那么，如何有效学习和消化世界级企业在制度和业务运营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并行之有效的用于本土市场，寻求在本土市场廉价资金和土地消失后，还能够实现规模和盈利水平成长的双重目标，就是万科国际化的硬实力。前者的思维范式有效启发了后者，我们在万科最近的战略走向上似乎也看到了这样的动向。这便是万科思维范式的全部要义，也是万科区别去中国其他房地产企业的核心价值。我们想不出万科在另外的坐标上与众不同的地方，即使是王石反复念叨的技术瓶颈、管理瓶颈、资源整合瓶颈，即使有一天万科打通了这些瓶颈，如果没有新教伦理的参与，没有向内部演进的国际化思路，万科仍将是一家同质化非常严重的企业，一家传统的中国企业，我相信，这样的企业在中国比比皆是，我更相信，这样的企业不可能成大器。

愿万能的主保佑万科！  

我喜欢的向日葵，开在田埂上
我将用我的方式带领她慢慢成熟。
浇水，松土，施肥，防止小偷提前收获
等待她把美丽的脸向我慢慢转过来。

凡高喜欢的向日葵，开在花瓶里
十六朵向日葵开在花瓶里，象十六个女人
凡高已经死了，他的女人还活着。

人民喜欢的向日葵，开在天堂里
黎明来临，光芒四溢，大地开始了新的一天
不是因为太阳升起，是因为向日葵在燃烧。

我在等待我的鬼
我的鬼穿树叶编织的裙子
骑有花纹的虎，横吹竹笛
她不说话，牵着我向着黑暗走。

众人欢呼，众人欢呼
一个人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鬼。
一个世界就要结束
一个世界即将开始。

众神欢呼，众神欢呼
死亡兴旺发达，天堂兴旺发达
那些灰尘，那些黄金，那些卑贱的人
都将在天堂里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当年的女人
如今回来，已不复当年。
她的乳/房下垂，又松又软
一看就是劳累过度的样子。

朵朵

五月虽然过去，你种的花还在开放
一朵花开成了啤酒泡沫，两朵花靠在一起
就是你的模样。朵朵，你笑啊，咯咯的笑
但你不要让夜色脸红，让别人心慌。

记得我们路过故宫的后墙，你说，看啦
那些绣着时间的砖，那些排列整齐的历史的缺口
的士真是粗心，它拐弯，加速，鸣着喇叭
慌慌张张把你的句子丢在故宫的背影里。

现在，我把你带到丰衣足食的唐朝
在那里，三支民谣在唱，两朵蘑菇在笑
一只烤鸭趴在盘子里，我说，你吃呀，吃呀。

而你的心思不在身旁。你人在北京,心在他乡
比如将来，黄沙掩埋城市，有人把风帽戴在头顶
回头看，我已苍老，你还盛开在五月的长安街上。

我买下粮食、布匹和蜂蜜
为此我花光了所有的纸币。
第二天早上，当我清点这些丰美的事物
却发现那些钱仍然静静躺在我的怀里。

一日三餐

吃饭之前，众人一起念叨你的名字
我急忙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哭泣。
许多年了啊，我们一日三餐，从不停歇
不知道你吃的什么，有没有饿过肚子。

别人的酒杯

可以喝完别人的美酒
不可拿走别人的酒杯
那美酒是雨水做的
那酒杯是求雨用的。

连带责任

谁偷了粮食
谁就是罪人。
与他的兄弟无关
与他的父母也无关。

父亲之死（一）

童子不能离开他的父亲
一分钟都不能离开
若是童子找不到回家的路
他的父亲就该去世了。

父亲之死（二）

长子去世后
父亲对着天空呼喊。
神啊，别拿走了我的儿子
我把我的光阴给他吧。

睡眠的艺术

我躺下来，你也躺下来
我睡着了，你也睡着了。
我醒过来，你也醒过来
我做梦了，你也做梦了。

                                                                                  苏小和 即日

      有两件事可以放在一起阅读。一是济南的大街上竟然淹死了数位市民，政府不让老百姓背后议论，抓了个散布谣言的小姑娘以正视听；二是山清水秀的凤凰小城一座还没有正式通车的桥垮了，死了很多人，前去采访的外地记者埃了打，省里的党报出台了一篇官员表扬稿，算是对老百姓有了个交待。
      这一北一南两件醒目的事件，能反映出当下中国很多有意思的问题。人文主义者大概能看到那么多人死了，对生命的怜恤油然而生，有新闻理想的人能在这样的故事里看到信息被遮蔽的丑恶现象，官员们能看到地方政府一直在沿袭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喜欢经济学的人，更多的则是看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利益纠葛。在一个规范的市场体系下，城市的建设者必然要充分考虑到城市排水的可行性，而决不仅仅只顾及地面上那些看上去辉煌的高楼大厦；而一家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的建筑公司，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大桥尚未通行就訇然垮塌的荒谬事件。这个时候，如果继续在组织的层面、道德的层面、管理的层面、社会稳定的层面、新闻自由的层面去分析，肯定找不到问题的症结，只有让经济学进场，方能认识到如此荒谬的故事之所以连绵不绝，乃是地方政府本是一家公共服务组织，如今却以市场利益博弈中的主导方自居，将市场里的产权、经营权、知情权全部囊括在自己的手心里，打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幌子，目无常识，为所欲为。
      这个时候，继续在现实的层面寻找思路，几乎让人绝望，而经济学则成为我们避难的港湾。新星出版社此次隆重推出的“奥地利学派译丛”，算是在这个多难的季节里为那些思考着的中国人提供了一条美丽的路径。
      自门格尔写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算起，奥地利学派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其生命力越来越强大。它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面临困境之时出现，其根本特征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它通过对个人的主观认知的理解，来解释经济活动，及制度的形成与演进。这种新颖的理论范式直接启发了公共选择、宪政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等热门学科。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奥地利学派坚持比较彻底的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方法论，所以，当今世界风起云涌的个人价值自愿选择，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才构成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巨大推动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受惠于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尤其是他们对于计划经济、对于政府干预的剖析和批判，直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及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所需要的经济学首要的研究课题，理应是市场制度及支持它的法治、宪政等等制度如何生成的问题。假如没有一个健全的自由市场制度，主流经济学最关心的“效率”也根本没有落脚之处。奥地利学派对于个人自由、自由选择的坚定信念，奥地利学派关于自由市场制度的深入讨论，奥地利学派关于制度生成的自由秩序理论，对于中国学者、及普通读者理解中国现实的变化，思考中国应当如何变化，将具有极大启发意义。
      回到济南大街洪水事件和凤凰垮桥事件，在粗读奥地利学派译丛之后，我们郁结的心思应该会豁然开朗。比如罗斯巴德的《权力与市场》，秉承奥地利学派对政府控制和干预的一贯警惕，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各种具体形态进行细致的归类、分析和批判，对反对自由市场的种种伦理论点提出了反驳，指出政府的控制和干预必然会损害正义。还比如米塞斯教授的主题是，官僚体制才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真正病因，这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异曲同工。大师们在用深厚的著作提醒我们，发生在济南大街上的洪水事件和凤凰垮桥事件，最本质的原因在政府这里，是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参与才导致了如此荒谬的悲剧一件又一件在我们的周围上演。
      各位，如果说“奥地利学派译丛”是在理论上呈现了人类社会最近几十年以来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那么，美国三任总统经济顾问，经济学家罗斯托先生的《概念与交锋：市场经济60年》就应该是在历史的层面呈现了自由经济蓬勃展开的发展历程。那些喜欢在象牙塔里品尝理论意味的人，可以借助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建构消磨时光，但喜欢历史细节的人们，则可以走进罗斯托的回忆里，去感受60年以来，自由市场经济是如何影响和改变了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
      1984年的秋天，罗斯托和他的朋友埃尔斯佩思在中国的乡村访问，一个明媚的早晨，他们被一名健康又快乐的妇女的背影深深吸引：这名黄皮肤的中国女人当时正站在一辆擦得光亮的丰田汽车旁边，盘算着如何在开放的市场里卖出更多的鸡蛋。
      许多年后，罗斯托写作《概念与交锋：市场观念60年》，特意把他在这个早上的发现记录在书里。作为一名中国人，尤其是亲身经历过1984年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中国人，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在怀念那一年，经济和人性像春天的百草一样，争先恐后的萌生。我们对罗斯托的描述如此熟悉，记得那时我们的父母忙碌得像是一些吃了兴奋剂的运动员，深夜还在农田里耕耘，而大清早则又把农产品搬到市场里换取纸币。现在我知道那是我们的学费，是日后我们这些农村里出生的孩子之所以能在城市里生存的精神砝码。
      那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年代！尽管我们鼠目寸光，但来自美国的罗斯托先生帮助我们看得更远。在今天看来，至少罗斯托在当时看到了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力量已经在中国农村起步，是市场拯救了中国农民。
      屈指一算，距离那个市场经济的启蒙时代，我们已经走过了23年。这些年，关于中国经济的走向，罗斯托竟然有了一些先知的意味。他本就来自开放的市场，因此对一个新兴市场的起步与发展，便有了比较清晰的展望。在他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过程，拥有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明显特征，比如相当高的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大量外资和海外技术的流入，以及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似乎要在短短30年不到的时间走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200年的历程。但是，在罗斯托看来，真正唤醒中国市场经济起步的，并且是效益最为明显的，却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另一本同样来自美国的预测中国经济未来的著作《2020年的中国》也认同罗斯托的观点：农民是农业和整个经济改革的基础。粮食价格的快速上涨触发了整个体制的改革，随着允许农民在市场上出售余粮的政策出台，共产党干部丧失了过去许多陈旧的权力。这是一种权力层面的大解放！到1984年，99%的中国农民都开始在这种体制下进行生产，他们生产得更多，也收入得更多，储蓄得更多。而在城市，许多国有企业的经营责任也转移到了新兴的企业管理者手上，国有企业的改革按照农村制度改革的范式起步，成为农村制度改革的尾声。
      在某种意义上，罗斯托的上述表述基本涵盖了中国近30年的市场化成就：这就是在总体上释放了中国人的力量，而在毛泽东时代，人的因素受到了巨大的压制。现在的问题是，正是过去混乱的现象，造成了今天中国人对场进一步发展的恐惧，这正是今日中国经济建设单方面突进，政府力量过于主导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基本原因。
      先行者为师! 罗斯托的视野显然比我们国内很多的经济学家要宽阔很多。比如他认为，从邓小平理论开始实施，一直到1997年，亚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保持了高速发展的势头，中国经济正好在这个时期调整到市场体系之上，因此受益匪浅。正如邓小平描绘的那样，上天给了中国人一份发展和赚钱的大礼。 当然，这份大礼同样给与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也给了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现在，我愿意借助罗斯托的市场化路径思考我们的命运。罗斯托曾经按照他的市场路径准确预言苏联体制的存活时间不会超过三代，现实正是如此，经过列宁、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苏联解体，罗斯托的预言得以证实。关于这一点， 罗斯托有详细的、别具一格的论述，他认为苏联解体，除了苏联经济急剧恶化、阿富汗局势遭到重创、另一个更为醒目的原因，竟然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事业在这个时候走上了举世瞩目的发展道路。这个庞大的邻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再一次加剧了苏联人的历史恐惧感。
      当然，人类向往自由市场经济的动力才是这个世界朝着美好目标前进的主体力量。1965年，罗斯托先生首次驱车行走在通往汉城的机场公路上，他当时看到的是一排排飘着长长蒸汽烟雾的小工厂，这些小工厂正在把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的木材加工成用于出口的新闻用纸。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当罗斯托再次来到这里，过去的汉城，这座昔日破败的城市已经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空气清新宜人，到处都是现代化的大企业，人们都受过良好的国际高标准教育，城市里林立着一家家现代化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美丽的大学和饭店，条件良好的医院，完备的民主政治，自由的宗教信仰，宽容的国民心态，韩国成了这个世界上令人向往的国家之一。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来自市场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