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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美学的受益者

                                      

      80年代后期，我虽然年少无知，却匪夷所思的爱上了美学。我所做的第一件狂热的事件，乃是费尽周折从某个同学手里借到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然后又买来一支手电筒，别人都熟睡之后，我便在被窝里借着手电筒的光芒，将这本抒情又抒情的学术小册子抄录了一遍。现在看来，正是如此着迷的行动，为我打开了美学阅读之路。几个月之后，我理所当然的遇到了另外一本优秀的著作：刘小枫的《诗化哲学--德国浪漫美学传统》。
      由此，德国文化开始大面积进入我的世界，我像别的孩子一样，如饥似渴的去读德国的大师，尼采、叔本华、康德、歌德，一个也不放过。虽然更多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在囫囵吞枣，但即使是这些优美的名字，也让我如此得意。我们的业余话题永远是这些人，为此我们经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开始，我们迷上的当然是尼采的酒神精神，我甚至觉得那是写作诗歌的最好工具，而叔本华的悲观，借着青春期肤浅的理解，我们开始体会到人生如梦的悲凉意味。后来我们又读到了歌德，开始我们是鄙夷他的，尤其是他在皇室面前卑躬屈膝的样子，与伟大的贝多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之后我们显然读懂了《浮士德》，知道了魔鬼其实一直在操纵着我们的命运，我们的一生惟有努力再努力，须臾的满足都可能导致毁灭。而佶屈聱牙的康德，也没有吓退我们，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捧着康德的巨著，可能是在老师和同学们面前装装样子，事实上我们读不懂他，但无论如何，当我们读到他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我们还是前所未有的惊叹。世界是如此之大，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敬畏。
      德国美学真是一个辉煌的世界，当年我们的阅读可能更多的是附庸风雅，赶上了这个阅读的时尚潮流，但许多年之后，一些问题却因为当年的阅读而提出：比如为什么德国美学传统能迅速抓紧80年代中国的年轻人？这种传统在现代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在什么样的接受语境中被阐释，相关的阐释究竟回答了现代中国的什么问题？
      这就是所谓的德国美学东渐问题，或者说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视野中，德国审美的现代性问题。这个命题之所以值得深入分析，一方面是因为它本身是现代性的有机构成部分，即从感性、价值、情感需求角度对人的“主体性”的一种现代肯定，但同时它又是现代性内部构成中的否定与批判因素。如果将“现代化”理解为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过程，即以工具理性为宗旨实行的合理化工程，那么审美现代性呈现的无疑是相反的因素，即对感性个体的强调，以一种基于感性和肉体的新的一元论来反抗、批判工业化、理性化社会秩序对“人”的异化。或者可以称为现代性内部的“反现代性”构成。关注“审美现代性”，使得现代性内部的复杂性得以呈现出来：不仅现代化是一种包含了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因素的展开过程，同时作为反抗理性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本身也具有内在悖论。在审美独立性和审美的社会功能之间，在审美的多元取向和审美中心论之间，在审美的人本特性和必然的价值虚无的后果之间，审美现代性作为别一种现代思想方案，并未提供解决自身矛盾的思想出路和理论前景。而这种视角，也正是以康德、尼采、叔本华、歌德等为代表的德国浪漫美学所提供的另一条不同于笛卡儿、休谟、黑格尔等理性主义传统的现代性思想脉络。
      显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对德国美学的接受，并进而以德国美学作为一面参照的镜子，观照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便成为一个复杂而有意味的研究课题。正是受到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影响，王国维第一次提出了美学这个范畴，并与蔡元培、宗白华等人，共同推动美学成为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一个独立话语类型。也就是说，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与德国美学思想之间有直接的关联。
      不过，作为一名普通读者，80年代后期我们对德国美学的接受更多的是在美学与人生的关系层面。首先是以歌德与《浮士德》的接受阐明审美与人生的关系，接着从尼采的酒神精神的被阐释来讨论审美主义，间或穿插着叔本华的悲观，和康德巨大的视野。而最根本的变化则是人的主体性的复苏。借着这些德国美学大师，我们前所未有的思考我们自己，而不是别人，不是集体，不是时代，不是组织，这与我们的父辈的思维模式形成了巨大的背叛，怀疑与批判成为我们的方法论，德国美学成为我们思考的坐标，我们在德国美学的范式中受益匪浅，而这正是80年代后期中国年轻人热血沸腾的动力之一。（见最近一期《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

【作者: 】【访问统计:】【2007年08月31日 星期五 12:25】【注册】【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