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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时代的阅读选择

                                      

（按：成都出才子，比如王怡、冉云飞、廖亦武、流沙河、翟永明，那是一些让我感动的人，但成都似乎一直没有一份有底气的媒体，多年前我认识成都，是从一本《星星诗刊》开始，不过这样有影响力的杂志在成都的确是少之又少。前月，由新伟介绍，接受了成都一本新杂志《调查》的约稿，把手上没有在公众媒体上使用过的资料整理成一篇稿子，交付了过去。今天，刊载我文章的《调查》终于来了，我惊讶于这本在成都长成的杂志，竟然是如此恢宏大气，还原中国生态的杂志定位也让我眼热。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值得关注的杂志，有点像杂志化的〈南方周末〉，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买来一睹为快）

仅仅思考通胀是不够的   

      尽管学术意味过于厚重，罗伯特·希勒的《市场波动》还是成为我最近高度关注的经济学著作，原因无它，只与当下中国市场如火如荼的通货膨胀有关。罗伯特·希勒详细论述了如何运用数学分析和行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公司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土地市场、商业组织市场、商品市场、可收集品市场和外汇市场等投机市场中的价格波动进行研究。大约一年前，他的《非理性繁荣》也是我必读的著作之一，现在回想起来，由于没有通货膨胀的市场背景作为参照，我对非理性繁荣的理解显然单薄了，当时我甚至以为，那不过是一名学者在书斋里推演出来的经济学模型而已。
      市场的波动真是一本最好的教材。眼下，一切都在疯涨，房价自然是不用强调了，就连猪肉也涨到了大家接受不了的程度。这种整体性的物价膨胀趋势，当然使我们存折里的人民币大打折扣。“非理性繁荣”这样的学术问题再一次以非常具体的生活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
      对于一个仅仅思考食品与睡眠的人而言，他的心思停留在物价指数上就足够了，但一个经济学家仅仅思考通胀是不够的，他必然会思索一些更高层面的东西。比如年过60的梁小民先生，他就愿意透过纷纷上涨的物价，思考一些制度性的问题。几年前我和他交谈，意识到在中国当下一大堆经济学家中，他可能不是最显赫的，有时候，他的声音甚至有点式微，是那种被遮蔽之后的式微。但读过梁小民的书，特别是听过梁小民的演讲之后，你就一定会记住他，在一大堆御用声音的夹缝中，梁小民多年以来一直在发出一种独立且自由的声音。
      与那些动辄建设宏大的经济学架构的经济学家不同，与那些把主要精力放在吹嘘政府政策的经济学家更不同，梁小民选择了一种具有启蒙性质的工作。他将许多深奥的经济学理论用寓言、故事等大众化的形式加以解读，让中国的普罗大众在经济学的层面看清了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权利。
      梁小民的声音第一次进入我的世界，是一篇名为《制度比人性和政府更重要》的文章。事实上这只是一篇短小的、感悟性质的随笔，但是在我看来，却远远超过了那些自封的制度经济学家们的鸿篇巨制。
      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作为哈耶克的信徒，梁小民这样阐述道：制度并不是要改变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这种无法改变的利己心去引导他做有利于社会的事。制度的设计要顺从人的本性，而不是力图改变这种本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性是无法改变的——无论是最有煽动性的说教，还是最严酷的法律。人的利己无所谓好坏善恶之说，关键在于用什么制度去向什么方向引导。

宽容其实是一种经济学品质

      与梁小民的工作具有某种类似性的另外一名经济学家是茅于轼。
      我以为，梁小民的《寓言中的经济学》和茅于轼的《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是当下中国最好的公民启蒙读本，每一个有志于建设自身的中国人迟早要读到这两本书。
      我读茅老的书已经有好多年了，除了他年轻时代写下的论文我没有阅读之外，我自己认为我对茅老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是有比较宽阔的了解的。在敬重他关于自由经济的诸多论述之外，我或多或少认为他缺少锋芒，固守妥协，也曾经感叹他缺乏宏大体系，等等。
      但去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有一些惊讶，我对我的自信和判断有了一些怀疑，我问我自己，我真的读懂了茅于轼么。
      去年的早些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封茅老的公开信，谈到他的一本名为《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的著作被封，希望某些部门尊重他的出版权力和言说权力。我不是惊讶茅老写这封信的勇气，而是惊讶茅老在面对强权时的宽容心态，字里行间，茅老没有火气，没有愤怒，他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实，而这样的事实仅仅是基于某种常识。
      现在，我就坐在茅老的家中，跟他做一些简单的交流。我问起他为什么有如此宽阔的宽容心态，老人微微一笑，说道，从边际效益递增的角度看，宽容其实是一种经济学品质，宽容能够给所有人带来好处，为什么不宽容呢？
      我不能推测其他人听到如此理性的宽容精神之后，会形成怎样的想法，我此时的心情是温暖，而且平和的，平和之外，还有很多的感慨。多年以来，我们的教育体系，我们的意识形态熏陶，带给我们的总是愤怒，仇恨，甚至是暴力，以为这才是改变世界的最好手段。我们的经历也充满了苦难和不公，这让我们与宽容渐行渐远。怎样从这样局促和野蛮的心态中走出来，以宽容之精神面对这个世界，是需要强大的自省意识的。我们看到，茅老做到了，即使岁月、环境，甚至还有当下都给茅老很多的不宽容，可是茅老却给了这个世界最大的宽容。
      就象他此时的微笑，平和，宁静，让人远离愤怒，远离狭隘。

到细节里面去

      仔细体会梁小民先生和茅于轼先生的姿态，我们能够发现，他们一直在细节的层面、普适的层面努力要求自己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而不是去追求宏大叙事。这种学术方法的调整显然很重要，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何怀宏先生在一次谈话中也提到过这样的学术方法选择。他在哈佛大学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完成之后，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丢弃对社会，对历史的宏观性把握， 转而做一些收缩性的工作。
      这样的选择构成了当下中国读书人的一道风景。
      高王凌先生的《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就是经历这样的选择之后写下的著作。这是一本介绍中国农民怎样在饥饿的年代偷饭吃的书。吃是主题，偷则是方法。一个时代的中国农民几乎群体性的借用“小偷”技术，来为自己偷一些饭吃，从而不至于饿死。
      站在历史失语的层面，高先生这样的主题太有价值了。国内有关三年大饥荒的著作本来就少之又少，仅有的几篇文章多半从宏观入手，而这本书是从一个个具体的农民的遭遇开始，真正深入到了农民的日常生活。
      但高王凌的写作目的似乎不同于我的阅读体验。在书的结语中，高如此陈述：“我发现，事实上农民远非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制度的被动接受者，他们有着自己的期望，思想和要求。他们一直有着反其道而行的行为，从而以不易觉察的方式改变、修正，或者是消解着上级的政策和制度。这种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互动，一直贯穿了整个过程，到今天还在继续”。显然高把农民的行为拔高到了政治诉求的层面，并暗示多年以来，中国政治生态一直隐藏着某种互动，这比我的理解要高出许多。如果基于某种美好的联想，他的这种对主题的界定是有道理的，也是更有价值的。问题是，多少年了，中国农民真的拥有某种互动的能力么？
      我认为高王凌是立足于自己的建设性，才提出这样的主题的，他可能希望这本略显浅显的书，能被权力持有者看到。高当过知青，对当年的饥荒刻骨铭心，他太清楚中国农民的最低需求了。高的学术走向多年来立足于此，也有一批不错的著述现世，但在写这本书时，却罕见的沿用了报告文学式的写作模式，而没有把本书写成一部严谨的学术报告。我想高王凌是看到了吃这个最基本的人性底线，同我一样，他相信文学性的叙述，应该比学理性的陈列更能打动人吧。

远离文人趣味

      说道文学性的叙述，我不免要想起上海的朱学勤先生不只一次谈到他对“文人趣味”的不屑。
查先生的诸多文章，他在两处地方比较详细的解释了“文人趣味”的意义。一是在《想起了鲁迅、胡适和钱穆》一文中，提到了鲁迅，并认为鲁迅是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在《从历史的纵深看官员的变革》一文中，朱先生拿顾准当例子，批评了文人趣味。原文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大概只有顾准是例外。我们细观顾准的知识结构，一是外语，二是数学，这两个支撑缺一不可。他依靠外语，跳出了当时大陆知识分子的思想樊篱，顽强掘通与西方第一流思想家如哈耶克等人交接的思想隧道；他依靠数学思维训练出的逻辑力量，而不是人文激情，一砖一瓦地建立他思想反思的地基。”
      顾准如何彻底跳出了当时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的思维局限，顾准身上的文人趣味之少，数学逻辑之严密，的确是个奇迹。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样彻底的反思思路，仅仅靠文人激情是找不到，也走不通的。在这一意义上说，朱学勤认为，与其说顾准是人文知识分子，毋宁说他是科技知识分子，是经济学家，是“财会知识分子”。
      朱先生并没有就什么是文人趣味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不过从他举出的例子，我大致能明白其指向，应该是文人式的激情，乌托邦式的理想，空泛的文理等等。这么看起来，徐志摩、郭沫若、闻一多、胡风等算是深具文人趣味的人。徐志摩太风花雪月，情书写的让人发腻，诗歌节奏太顺口，一辈子似乎没有做出一件有力道的事情来；郭沫若太有激情，早年写的诗歌赞美过了头，缺少怀疑精神，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郭沫若缺少怀疑的能力，从而导致他在晚年彻底成了一个马匹精；闻一多暴死在昆明，一个本来有实力的诗人，缺乏对社会细节的了解，一旦距离政治太近，文人的天真就显露出来；胡风跟随鲁迅那么多年，那种老道的批判和怀疑没有学到，文字流于表面，加上激情有加，因此只能写出《时间开始了》这样廉价的颂歌。
      我个人对朱先生批评的文人趣味是有切身体会的。现在回想起来，一直到２００１年，我的文人趣味都非常浓厚。爱风花雪月，轻描淡写，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经常深陷在文化爱国主义的窠臼里，却能借助语言的名义，让自己对自己的狭窄理所当然，经常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用局部代替整体，用典型代替全面，用情感代替数据。我的变化得益于我全面接触经济学，关于数据的整理，制度性的阐释，经济模型的分析，使得我在另外一个角度认识到文人趣味的苍白和无力。

【作者: 】【访问统计:】【2007年08月29日 星期三 17:40】【注册】【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