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个体户

我决定搬家，一是某些人说此地服务器太慢，经常打不开；一是这里有敏感词，尤其是把乳/房列为敏感词，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即日起本处不再更新。
新家地址为：http://sumartin.blogbus.com/
有兴趣的朋友可随我转移阵地，继续意淫。

      这是一个迷茫的时代，即使是外省一名普通的市民，我相信他都或多或少对眼前的种种现象有所不满。那么让人惊讶的贫富差距、那么多司空见惯的腐败、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冤假错案、似乎永远在路上的上访者，到处可见的环境污染， 随手可遇的信息遮蔽，这个正在奔跑着的国家宽阔的马路上，奔跑着数不清的汽车，可是却有人站在马路边上骂娘，一日三餐的饭菜质量越来越好，但似乎没有人感恩，相反，仇富的心理正在暴涨，不安全的心态愈来愈强烈，我们似乎越来越不喜欢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了。
      无论如何这是个奇怪的现象，有人在资本的流动中左右逢源，有人却只是一名看客。肯定是某个更加重要的问题被我们忽略了。有人在遥远的他国思考，索托有着与我们相同的困惑：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美国、欧洲及日本取得了非凡成就，而在别处停滞不前？为什么第三世纪国家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民得不到法律制度的保护？为什么我们试图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引导幸福，却换不来民众的基本支持？
      首先当然是缺少资本信息。我们从来不缺少资本，但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缺少资本。这些资本就在那里，就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些死亡状态的资本，显然被某种东西隐藏着，不进入统计数据，不受法律保护，无法再生产出更多的资本。
      我们缺乏资本的流动。常理，资本必须在流动中才能自我实现、自我增值，但这个复杂的链式过程必须有严格的所有权制度做保证，否则，链条中任何一环的故障都足以使得资本变成“死资本”。多数西方国家已无需再反思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常识啊，但是我们在常识面前，竟然理直气壮的坚守谬误。
      我们缺少政治对资本的秘密依存关系。“死资本”转换成“活资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有合适的政治与之匹配。看来，我们的宏大制度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我们还缺少对自己的历史的了解。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一直被某种修饰过的历史所遮蔽，我们不能客观的看清楚自己的过去，当然不能理性的处理当下，以及走向未来。所谓尊重历史，反思历史，其要义就在这里，只有通过对历史的真实研究，才能发现现实社会运作的真相。我们才能不在某个相同的地方犯下同样的错误。
      我们当然更缺少对法律的价值判断。真正的法律，绝不仅是书面上的条款，法律是实践中的法律，是活的法律。我们必须要回到法律的基础，回到政治的基础，回到社会的基础，认真讨论活的法律，资本的实现必须依靠法律的实现。
      但是， 现在，有两个巨大的幌子在空中飘扬，它让更多的人愤怒难以抑制。
      按照索托的理解，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前共产主义国家一直无法把自己国内的资本真正“市场化”和“全球化”，本质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有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把资本主义看成了一间“私人俱乐部”，看成了一种只利于“钟罩”之内的特权阶层的歧视性制度。而“资本的流动依赖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之说，则让更多的组织和既得利益者用“特色”之名，把另外一些人拒之于市场的门外，以为他们是一些不配拥有市场、也没有资本经营能力的看客，而看客们所有的幸福，只能依赖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同情和施舍。
      人们的愤怒就是从这里开始。三十年前，我们不知道自己和美国人的差距，但是现在，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一个可以拿美国当作参照系的时候，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却仅仅成为了这个经济体的局外人。无论是在拉美，还是在俄罗斯，以及今天的中国，一些现象看上去那么相似：强大的地下经济，即使是政府三令五申，严查严打，地下银行还是在继续蔓延；显著的不平等，尤其是城市和乡村之间人为的隔离，贫富悬殊发展到让人伤心的程度，以至于有人哀叹：人和人的区别远远大于人和猴子的区别；黑帮活动四处蔓延，甚至黑帮和官员已经整合在一起，腐败发展到了俯首即拾的程度；资本在不断消耗、不断流失，本来发端于产权制度建设的国有企业改制，也因为资本流失和分配不公的原因，遭到弱势群体的反对，他们竟然不知道国有企业改制最终的受益者，肯定是弱势群体；无论是特权阶层还是弱势群体，都在公然蔑视法律，很少有人从利益制衡的角度去敬畏法律，大多数人都抱着侥幸心理寻找法律的空子，少数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一个本来可以期待的自由市场就这样被“钟罩”制和文化特色侵蚀得百孔千疮。
      我相信此时此刻每个思考着的人都有着相同的感受，这就是随着思考的深入，我们的眼光必然落到了权力这个关键词上。无论是哈耶克、阿马迪亚·森、秘鲁的索托，还是中国的茅于轼，他们都在强调一个道理：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还原每个人参与市场的权力，这包括了我们久违了的产权、经营权和知情权等等。
      一个普通百姓的成功和失败似乎不能引来我们的深度思索，那么我们考察一下世界上最成功、最有钱的资业家比尔·盖茨，多少中国人羡慕他的巨大的财富，可是有多少人思考过一个开放的市场、透明的资本带给他的动力？除了个人天赋之外，他的成功有多少应该归结于美国的财产所有权制度？没有美国的专利法保护制度，他能创造出多少软件革新？没有可执行的合同，他能进行多少交易和长期计划？没有有限责任制度和保险条款，他最初能承担多大的风险？没有确认和储藏资本的所有权记录，他能积累多少资本？没有可交换的所有权表述，他能汇聚多少资源？不能发行股票，他能使多少人变成百万富翁？如果他不得不再分散的村舍工业的基础上开展经营而无法用恰当的所有权工具把这些村舍工业组织起来，他能从多大规模的经济中受益？没有世袭继承制度，他如何把他的财富帝国交给他的子女和同事？
      这一连串的反问，与我们每个人有关。这就是市场的秘密、资本的秘密。如果没有建立在强有力的综合社会契约基础上的财产所有权制度，比尔·盖茨或者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位企业家都不可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一天也像比尔一样，生活在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之下，市场赋予了我们必要的产权、经营权和知情权，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比尔。反之，则我们永远是那个“钟罩”之外的看客，我们永远只能生活在愤怒与贫穷之中。

        我与万科的接触，是在每个星期日，我们的主日。每到这一天，我都会早早起床，开车沿着京沈高速公路走一小段，上辅路，向右拐个弯，再拐个弯，就到了万科青青家园。门口的保安开始不认识我，会拦住我盘问，当我说我要去杨弟兄的家里参加主日聚会，他们会展开温和的笑容，礼貌且有一些优雅地对我说欢迎，并告诉我具体的位置，仿佛我就是万科的业主。后来我们都很熟悉了，小伙子们便不再问我，有的人甚至会主动和我搭话，说又到了星期日，你来了啊之类的客气话。等到去年的圣诞节，我们的教会在青青家园会所组织了一场大型的活动，来自四面八方的弟兄姊妹聚在那里唱赞美诗，朗读圣经，分享圣诞礼物，很多福音朋友也在一边看着我们载歌载舞，我真的觉得万科青青家园成了耶和华眷顾的地方。

 

从“韦伯式命题”开始思考万科

 

 事实上，这些温暖的细节此时此刻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由此我曾经想过：为什么万科青青家园的工作人员会对一名基督徒如此友好？我知道他们应该不是主内的弟兄，我也知道很多社区的家庭教会是在一种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有一些不知道真理的人们甚至对我们的聚会投以某种警惕的目光，但青青家园不是这样。后来我在另外一个场合，看到了王石明确提出万科要尝试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探索在中国实现一种更为卓越的现代企业制度，我的疑惑有了答案。我的意思是，在万科的企业精神里，可能他们沿着新教伦理和企业精神的范式，已经开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了。

是的，新教伦理和企业精神，这就是我思考万科的起点，也可能是终点。2006年的8月，我曾经在《新京报》就余英时先生的“韦伯式的命题”写过一篇题为《谁能发展余英时》的文章，这成为我思考新教伦理与中国企业精神的开端。在我看来，余英时是发展的，其发展的路径之一，就在于比较性的研究韦伯，试图对中国儒家伦理精神进行合理诠释和重构，这显示出了余英时宏阔的开放姿态，并通过这个命题，把自己从钱穆、陈寅恪等中国古典文人的范式中抽身出来，引出了现代汉语知识分子的一条新思路；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神究竟对现代商业的发展有哪些促进或阻挠作用，是当下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孜孜以求的课题，余英时应该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人。从实用理性的角度看，余先生的“韦伯式的问题”，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显学。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启发了余英时，事实上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也可归属在这一范式之内，余英时在海外提出了中国传统伦理与商业精神的关系命题，而在国内，沿着韦伯、森和余英时的思考路径，也有学者在系统性的思考，比如年轻的经济学家赵晓，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场合，赵晓就告之于人，他在沿着“以伦理看待发展”的思考路径，试图整体性的分析、构建余英时的“韦伯式问题”。

圈内人应该知道，韦伯的理论贡献在于：指陈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经济与社会的原因外还有文化与精神的原因，这样的一种原因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背景，这也就是“新教伦理”背景。显然，余英时注意到了新教精神中的勤、俭、诚实、信用等美德，也注意到了新教伦理鼓励人们以钱生钱，赚钱既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也不是为了满足任何其他世俗的愿望。换句话说，赚钱已成为人的‘天职’，或中国人所谓‘义之所在’”。这样的精神似乎是超越非理性的，奇妙的，在这种精神支配下，余英时发现人们在用一切最理想的方法来实现这一非理性的目的。　

在此范式下，余英时试用韦伯观点对中国历史做新的分析。他想追问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传统儒家精神对中国商业活动究竟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具体内容又是什么。他承认自己提出的是一个“韦伯式的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余英时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传统儒家精神对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而韦伯则在他有关中国文化的论述中竭力说明：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无法导引出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

如果着急对余英时的上述研究做结论，难免会出错误。不过，我们在肯定余先生提出问题的同时，似乎也能看到先生的漏洞。比如，韦伯论述的新教伦理，其学术前提是基督教信仰，是一种为西方多数人所接受的神学范畴，而余英时提出来的儒家精神，其学术前提仅仅是一种道德判断，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反复讲解过的社会道德观。两相比较，差别甚大，余英时在这里借用了韦伯式问题的因果链，却在无意识中把前端性的基督教信仰置换成中国式的道德教材。如此推论下去，当然与韦伯的结论有所偏离。

 

我自己的田野调查

 

巧合的是，亚当.斯密也对中国的商业发展有过论述，其观点先于韦伯，却与韦伯类似。在《国富论》第一卷第八章，斯密说，“现在看来，中国在长久期间之内，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五百年前莅临该土，就提到这个国家农业工业以及人口众多的情形，和最近旅行者的描写几乎毫无出入。这样看来，似乎马氏之前很长远时间内，这个国家即已到了它的法律、制度以及各种机构容许它致富的最高限额”。

作为一个世界一流的学人，余英时与亚当.斯密和韦伯的结论如此不同，让人深思。我们注意到了余英时深厚的中国文化意识，他曾不只一次的叙述自己的中国特色，也注意到他不只一次的提出，一定要避免西方中心论的预设。这一方面反映出先生的比较性视野，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的透漏出先生对中国本土文化略带偏执的热爱。我斗胆怀疑一下，是不是余英时先生象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一样，文人趣味过多，数目字意识、经济学意识少了一些？显然，如此怀疑，似乎打开的是另一扇门。我相信，发展了钱穆和陈寅恪的余英时，肯定能接受我试图怀疑他的理念。只是我有所焦虑，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下，谁有能力接过余先生的命题，让先生的“韦伯式问题”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呢?

我自己的田野调查从这里开始，我打算在本土企业中找10家有新教伦理意味的企业，按照韦伯的范式进行一组案例写作，我不打算过早的做结论，只是做一些呈现，在新教伦理和中国企业精神的向度上呈现中国当代企业的另一种探索，这种探索可能会导致中国企业走出几千年的发展阴影。

如此，万科理所当然要进入我的视野。我不是说万科已经是这方面的范本，事实上她刚刚起步，她只是偶尔看到了神的光芒，但万科对新教伦理心仪已久，却是客观的事实。看遍中国本土企业，能有这样的意识的简直太少了，所以万科必然要成为我们调查的案例，即使这样的调查是出于怀疑。

有几个公开的指标，比如万科多年以来制定的战略原则，是可以拿来分析的：

原则	分类	价值收获
不与政府和政策博弈	新教伦理	能够在顺服的层面展开思考，试图通过一种妥协、共赢的精神，谋求公司的发展
利用宏观调控带来的并购机会	宏观经济	企业发展的机遇问题
利用所有可以试用的金融管道	金融理念	开放式的资本理念
聚焦城市圈	市场定位	差异化战略
战略导向，而非机会导向。	公司战略	可持续发展问题
坚持产品地位：住宅地产。	公司战略	专业化经营
完备的公司治理结构。	新教伦理	在宽容的精神层面搭建良好的制衡体系
不行贿。	新教伦理	直接与圣经有关的品质
诚信	新教伦理	十戒
公益	新教伦理	有建设意义的博爱理念

上述指标如果加以数据化，模型化，可能成为我日后考察其他企业的重要参考值。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上述所列原则仅仅是一种道德体系，它在执行的过程中将会被大打折扣。一方面，万科内部也可能将这些原则道德化，企业文化条款化，至少我们暂时还看不到万科在信仰的层面去体验。是的，我说的是体验，而不是执行。真正的的基督徒，都是在一种内在体验的过程中与神同在，与耶稣同在，而绝不是耶和华、耶稣以某种强力意志，某种制度设计甚至是约束性条款来要求人和神同在。这就是新教伦理与一般道德价值体系的不同所在。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是不可以阐释的，不可以细分的，只有在旧约之敬畏与新约之爱的基础上，新教伦理和企业精神才能构建一种持续发展的互动动力。

 

向内部演进的国际化

 

万科距离这样的境界还有多远？万科自身也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但这种方向已经呈现，至少万科在检视自身的时候，已经拥有了一种清晰的价值判断体系，并渐渐成为万科的一种思维范式，即新教伦理将会给万科带来一种国际化的精神气质，而不是在传统儒家道德体系里面寻找教化的尺度。

说实话，这样的观察角度让人眼前一亮。国内太多的企业一旦提到国际化，其主要视野必然是在其他国家的市场里，试图在别处，在另一个文化背景和市场背景下谋求公司的更大发展。二元论的陈旧思维范式在这里再一次将我们引入歧途。我们总是把本土化和国际化对立起来，把自己眼皮底下的市场定义为本土市场，而把其他国家的市场定义为国际市场。我们似乎只有努力适应其他国家的发展方法，才可以称为国际化，似乎很少想过，让所谓的国际化范式在中国本土发展，更是一种可操作性的、甚至是立竿见影的发展思路。

而在我们看来，后者可能更适合万科这样的房地产企业。这就像万科在国内企业率先将新教伦理引进在企业建设体系中，而不是将公司整体性地搬到另外一个基督教背景的国家里。在这样的意义上，世界的确是平的，在一个全球化方兴未艾的时代，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一部分，走出门是国际化，拿回来，同样是国际化，每个市场都是国际化的一部分，我们的门口就是纽约，而纽约宽阔的大街上，同样生长着我们的深圳，我们的香港。

这是一种方法论的革新啊，就像我们身在北京，在故宫的红墙之下仰望万能的耶和华，这丝毫没有消弭掉我们皮肤的黄颜色，相反，借助新教伦理的力量，我们比过去看得更远，我们不再继续画地为牢，夜郎自大，一叶障目，鼠目寸光。

可是有人不这么想，旧的思维范式还在夹带着我们往前走。至少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几乎都是走出去在别的市场里拼杀的战略。

    从1957年开始，在整整七年时间内，丰田向美国市场投入了一款新车——Corolla，并大获全胜， 这种迅猛的势头一直维持到今天，丰田在汽车产业最为发达的美国市场拥有16%的份额，并且期待将其在全球市场份额扩大到20%。相似的情景同时也在能源、家电、零售、金融、消费品等领域展开。尽管进入国际市场困难重重，但行业领先者们仍然纷纷投入巨资建立基于全球市场的商业帝国，借以维持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

    这就是典型的传统国际化模式。然而当我们这样的模式复制到房地产行业，却发现在国际市场成功运营的地产企业屈指可数。Pulte Homes是全球经营最为成功的顶级住宅开发公司之一，通过57年的漫长发展，仅获得了近5%的美国市场份额。上世纪90年代初，Pulte宣布进入墨西哥住宅开发市场，2001又在阿根廷组建合资公司展开业务。这段国际扩张过程最终在2005年结束，Pulte公告将所有的国际业务出售，集中资源开拓本土市场。在十多年国际开发过程中，Pulte投入了近7亿美元，只收获了约1千万美元的税前利润，与其在美国本土的表现大相径庭。

    肯定是思路出了问题。有人在规模问题上动脑筋。从一般的经验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成本相对于规模递减的三个基本条件：巨额的固定资产和技术投资、集约化和标准化。

    在住宅开发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固定资产和技术投资仅仅占据很小的部分，绝大部分为流动资产，包括土地和现金。这意味着在同样的投资下，产量增加能够带来的边际成本下降将非常有限。

    从集约化的程度来看，土地在开发成本占有相当大的成份，而这部分成本完全属于分散的不可控成本。就建造成本而言，住宅属于不动产，无法全部集中采购和集中在一地全部生产。即使是在部分工业化的生产技术下，巨额的运输成本也制约了生产地与建造地之间的距离。尤其在缺乏土地期权制度和工业化技术的国际市场，集约化的成本控制几乎无法实现。 

      而标准化则带来更大的挑战。不同人群、不同地域的居住形式、习惯有着显著的区别。土地性质、建造规范也是各地不同。大规模的跨地域发展需要更多本地专家和供应商，这种多样化的趋势也许能将标准化的努力耗费殆尽。Pulte曾在其年报中不无担忧地表示，“在墨西哥的开发除了修建住宅外，还需要改造电力、供水和卫生系统，所有的材料都在当地采购，这些工作由当地总包商和分包商完成……我们不能确定能否在合理的价格上获得必需的建筑材料，有时我们会面临材料和劳动力的短缺”。

如此看，沿用走出去的国际化思路，万科这样的地产企业无疑困难重重。相比之下，中国的住宅开发行业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机。迅速扩大的市场规模、廉价的资金和土地，为企业快速增长提供了宽松的条件。强大的经济增长和人口优势使得本土市场发展空间远远超越了其他国家。

这正是向内部演进的国际化战略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如果说万科在新教伦理与企业精神的建设问题上是一种软实力的国际化，那么，如何有效学习和消化世界级企业在制度和业务运营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并行之有效的用于本土市场，寻求在本土市场廉价资金和土地消失后，还能够实现规模和盈利水平成长的双重目标，就是万科国际化的硬实力。前者的思维范式有效启发了后者，我们在万科最近的战略走向上似乎也看到了这样的动向。这便是万科思维范式的全部要义，也是万科区别去中国其他房地产企业的核心价值。我们想不出万科在另外的坐标上与众不同的地方，即使是王石反复念叨的技术瓶颈、管理瓶颈、资源整合瓶颈，即使有一天万科打通了这些瓶颈，如果没有新教伦理的参与，没有向内部演进的国际化思路，万科仍将是一家同质化非常严重的企业，一家传统的中国企业，我相信，这样的企业在中国比比皆是，我更相信，这样的企业不可能成大器。

愿万能的主保佑万科！  

你喜欢的向日葵，开在心里
从现在开始，用她的叶子做你的上衣。
把她金黄色的花瓣镶在你的裙边上
那些排列整齐的果实，刚好当你温柔的牙齿。

我喜欢的向日葵，开在田埂上
我将用我的方式带领她慢慢成熟。
浇水，松土，施肥，防止小偷提前收获
等待她把美丽的脸向我慢慢转过来。

凡高喜欢的向日葵，开在花瓶里
十六朵向日葵开在花瓶里，象十六个女人
凡高已经死了，他的女人还活着。

人民喜欢的向日葵，开在天堂里
黎明来临，光芒四溢，大地开始了新的一天
不是因为太阳升起，是因为向日葵在燃烧。

在通向天堂的中途
我迷失了正确的道路。
更多的人拥挤在路上
他们睁大眼睛，等待着鬼的指引。

我在等待我的鬼
我的鬼穿树叶编织的裙子
骑有花纹的虎，横吹竹笛
她不说话，牵着我向着黑暗走。

众人欢呼，众人欢呼
一个人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鬼。
一个世界就要结束
一个世界即将开始。

众神欢呼，众神欢呼
死亡兴旺发达，天堂兴旺发达
那些灰尘，那些黄金，那些卑贱的人
都将在天堂里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晚饭的时候，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突然向我提起杨素苗这个名字，说他已经在3年前的夏天淹死了。大致情形是他带着自己的儿子、儿子的同学一起到河里游泳，两个孩子忽然溺水，杨素苗去救他们，孩子们上了岸，可他却再也没有从水里爬上来。
      我不太相信这样的消息，理由是传递这个消息的人和我一样，也是多年没有见过杨素苗了，我相信那个在河里淹死的，应该是另外一个人。过了几天，我忽然有所不安，找到另外一个和杨素苗来往较多的朋友，电话拨过去，才确定杨素苗真的已经在3年前的夏天淹死了。
      我的泪水流了下来。就在上个月，一个晦暗的黄昏，我坐在阳台上，还想到了杨素苗，想起他微微卷着的头发，宽大的脸，想起多年前我们一起毕业，一起买了自行车，在一条充满泥浆的乡村道路上骑走，自行车的链条断了，他站在泥浆中修理，满手都是泥，脚也是泥，裤子上全是泥。我还想起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12年前，他从泥泞的乡镇来到我的家里，在我的书架上看了很久，还随手抱走了很多的书。我记得他抱走的书中，有我喜欢的《管锥篇》、《谈艺录》。我想应该找个时间去看看他，我甚至设想过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让他知道，虽然12年不见，但我经常会想起他。
      可是他却在3年前的夏天淹死了。我在这个黄昏的思念忽然充满了荒诞的意味。一方面我打算去看看他的计划将不可能实现了，另一方面，虽然杨素苗3年前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可是我不知道，我以为他还活着，以为他还是像当年一样，朝九晚五，上班下班。看来，我的情感太重要了，竟然让杨素苗的生命无意之中多活了3年。
      唉，杨素苗，我青春期时代的朋友，我都忘了他生于哪一年，是比我小，还是比我大，想来年龄差距不到3岁吧。这么算起来，他在这个世界上存活的时间，不足40年。我记得刚刚毕业的那一年，他在乡下的房子被乡政府拆迁，邻居们都在别的地方盖起了新房子，可是他才20出头，身无分文，一个人坐在拆下来的旧砖瓦前发呆。他的父母早已过世，有一个哥哥、嫂嫂。他本想就着哥嫂已经砌好的墙，给自己搭建一个简单的房子，可是嫂嫂不同意兄弟之间共用一堵墙，说是以后财产不好分割，虽然是亲兄弟，还是明算账的好。杨素苗只好到处借钱，在哥哥的墙不到5厘米的地方再砌了一堵墙。
      房子好不容易盖起来了，可是杨素苗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我们几个同学去看他，正好遇到有人给他提亲，一共五六个人，惟一可以坐的是一张床， 只好让给那个女孩子，我们几个人就站着说笑。我记得那个女孩长相平平，身材偏胖，完全比不上杨素苗的高挑与白皙。那个女孩子似乎对杨素苗的家境不满，反复说连一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媒人出来圆场，劝慰女孩说，素苗是人民教师，城市户口，是有铁饭碗的人，以后住的是学校，是城市，哪能像我们一样，住在乡下啊。
      媒人的话没有成为现实。12年前我见杨素苗最后一面的时候，他仍然只是乡村中学的一名教师。那也是一个黄昏，我们吃了一顿晚饭，然后送他回家，落日的余光堆在他陈旧的衣服上，那是一件皱巴巴的灰色西装，估计好多年没有熨烫过了，皮鞋似乎裂了口，一些灰尘看上去十分醒目，可是他扎的一条领带却是火红的颜色，配上他的浅蓝色的衬衣，在那个黄昏的县城里，一条破败的小街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过去，我的同学杨素苗都算是一道醒目的风景。

初恋

当年的女人
如今回来，已不复当年。
她的乳/房下垂，又松又软
一看就是劳累过度的样子。

朵朵

五月虽然过去，你种的花还在开放
一朵花开成了啤酒泡沫，两朵花靠在一起
就是你的模样。朵朵，你笑啊，咯咯的笑
但你不要让夜色脸红，让别人心慌。

记得我们路过故宫的后墙，你说，看啦
那些绣着时间的砖，那些排列整齐的历史的缺口
的士真是粗心，它拐弯，加速，鸣着喇叭
慌慌张张把你的句子丢在故宫的背影里。

现在，我把你带到丰衣足食的唐朝
在那里，三支民谣在唱，两朵蘑菇在笑
一只烤鸭趴在盘子里，我说，你吃呀，吃呀。

而你的心思不在身旁。你人在北京,心在他乡
比如将来，黄沙掩埋城市，有人把风帽戴在头顶
回头看，我已苍老，你还盛开在五月的长安街上。

      现在我愿意把里尔克和猫王联系在一起沉思，是因为诗歌之王里尔克一辈子在艺术和痛苦的纠缠中不能自拔，他曾经看到了那至高无上的地方，可是却不能抵达，诗歌成为他向往的工具，也成为他此生的羁绊。而伟大的歌手猫王在这样的人生问题上与里尔克异曲同工，他在柔美的歌声中戛然而止，我甚至无法知道猫王Elvis Aron Presley他是不是去到了神的身边。
      艺术的痛苦，痛苦的艺术，一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难题。记得前一些日子与一位朋友谈天,顺手给他看了一首我自己的名叫《姿态》的诗歌，读完了，他不置一词，半晌才问一句：诗人都是以当下的身体快感为最大快感么？
      如此问题，如果放在去年之前，我的回答当然是理直气壮的，但现在，我却惶惑。对于一个信仰上帝的人而言，如何理解当下，是一个问题，至少现在我知道我自己不能以当下的快感来衡量人生的意义。越几日，我在另一个场合读到了王怡当年的诗歌作品，再次感叹。众所周知，四川出诗人，王怡早年写过诗歌，且诗歌写得相当不错，但为什么后来他放弃诗歌写作?
      关于里尔克和猫王的思考再次成为我的主题。比如猫王，按照世俗的理解，他早年即在摇滚音乐爆得大名，即使今天我们聆听，猫王的歌声都能再一次让我们迷恋，但在生命的层面，我们却要指出，猫王的生命并没有体会到某种至高无上的喜乐，在他优美的歌声背后，其实是一个肉体的猫王无尽的辛酸。在经历万人迷恋的歌唱季节之后，到70年代中期，猫王绝望的放弃了任何为争取作为一名艺术家而受人尊敬的努力，他似乎开始自暴自弃，他的嗓音比任何时候都要松散、慵懒、漫不尽心，在音量高的时候显得粗糙刺耳，音量低的时候则摇摆不定，完全丧失了原有的生命力和细致。他的精神似乎变得迷离起来。更糟糕的是，猫王找不到拯救自己的药方，他大量服用药物、暴饮暴食，放荡不羁私生活彻底击垮了他的身体。
      1973年10月，猫王因肺炎与胸膜炎复发、结肠扩张及肝炎住院，经纪人Parker图利自己的压榨式经纪策略，将健康状况恶劣的猫王推向财务危机。有指证指出，Parker在1973年之前有故意不支付版税酬劳给猫王的恶劣行为，猫王为了纾解经济惨况，只得疲于奔命的巡回演唱，身心劳累的他只能仰赖镇静剂等药物，健康问题日益严重。
      即便如此，1976年整年都是紧凑的巡回演唱行程。11月底，猫王认识新女友Ginger Alden，Ginger成了猫王生前最后一位女友。1977年4月初，猫王再度病发入院，出院后强撑着继续演唱行程到6月。6月26日在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里的演唱会竟成为猫王生前最后一场演唱。原本在Graceland家中休养准备另一次演唱的猫王，却被巡回演唱行程经理发现倒卧在浴室，经紧急送往医院急救后，医师宣布猫王因心律严重失常(也有说是用药过量)导致心脏病突发过世，享年仅42岁。消息于下午发布，震惊全球。
      无论如何，在猫王美好的歌声和他的死亡之间，人们很难找到其中的因果联系。现在看来，艺术的想象力是一种撒旦式的试探。如何在审美和敬畏之间寻找到人生的制衡，一直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难题。现实情况是，人类不愿被真理约束。在已经过去的日子，我们的音乐与诗歌越美丽，人却越愁苦。我们沿着艺术的路径，把人的骄傲演绎到了极致。事实上，艺术仅仅是上帝的一个叹息，可是我们却以审美代替宗教，以当下的快感代替至高无上的仰望，由此我们失去了敬畏，失去了宽容，失去了爱，最后失去了生活，失去了生命。
      这真是一种人生的无奈，是一种以艺术为名的自我虐待。“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这是《圣经·诗篇》中的一句。现在我觉得这就是里尔克毕生的状态，也是猫王毕生的状态。里尔克的哀歌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产生的。作为一个人，里尔克一直行走在通向神的路上，他的姿态是向往的，却不是此在的。如此看，我们都是哀歌的制造者。哀歌是无神论者的救赎，是挣扎在审美与信仰之间的救赎。伟大的哀歌流露了对无限之物的景仰，却也流露出对人世的厌倦。哀歌的极致，就是赞美诗的开始。《旧约·诗篇》显然是里尔克的终极目标。他的伟大的诗作其实都是对“诗篇”的模仿，或者说是走在通向诗篇的路上。
      海子也是。海子卧轨自杀时，包里放的唯一的书，就是《圣经》。他对诗篇的膜拜是无与伦比的。海子的诗歌都是一些向往性的哀歌，是海子的内心神性与人性纠缠的忧伤。
      伟大的猫王当然也在如此悲伤的宿命之中。旧的猫王早已成灰，但新的猫王还在路上。听听他们的歌唱，哪一段旋律里没有此在的忧伤？哪个人不在歌声结束之后，独立发出无助的叹息？这就是猫王的命运，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没有神的牵引，这样的悲伤将继往开来，直到永远。

免费商品

我买下粮食、布匹和蜂蜜
为此我花光了所有的纸币。
第二天早上，当我清点这些丰美的事物
却发现那些钱仍然静静躺在我的怀里。

一日三餐

吃饭之前，众人一起念叨你的名字
我急忙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哭泣。
许多年了啊，我们一日三餐，从不停歇
不知道你吃的什么，有没有饿过肚子。

别人的酒杯

可以喝完别人的美酒
不可拿走别人的酒杯
那美酒是雨水做的
那酒杯是求雨用的。

连带责任

谁偷了粮食
谁就是罪人。
与他的兄弟无关
与他的父母也无关。

父亲之死（一）

童子不能离开他的父亲
一分钟都不能离开
若是童子找不到回家的路
他的父亲就该去世了。

父亲之死（二）

长子去世后
父亲对着天空呼喊。
神啊，别拿走了我的儿子
我把我的光阴给他吧。

睡眠的艺术

我躺下来，你也躺下来
我睡着了，你也睡着了。
我醒过来，你也醒过来
我做梦了，你也做梦了。

朱兄：好。
      早几月前接到你的电话，诸多旧事纷至沓来。应该是20年过去了，你在他国，我们在旧地，命运在每一个人身上所设定的轨迹开始现。世界多么大啊，你看你在万里之外，生儿育女，自由呼吸，事业有成，平平安安，人生之幸福聚你一身也。而我们的沉浮却如此惊讶，如此具有戏剧效果。我这些年像一条丧家狗一样四处流浪，感谢上帝，我至少还是平安的活到了今天，身体无大碍，事业无从说起，以那个穷乡僻壤开始，一路折腾过来，有时候我都惊讶，愚钝如我，世界竟然能给我生活的空间！这不能不说是上帝的美意，不能不说是生活本身的宽容；甘兄的个人生活一直虚妄，过多的考虑了别人，对自己内心的把握却一直随波逐流，不过他也是一路平安，各人的幸福指数不同，我想他是乐在其中了；只是邢**呈现出巨大的悲剧色彩，我不知道是同情他，还是鄙视他，我想我的道德立场无关紧要，命运的意义才是我们需要总结的要点。他曾经是那么的底气十足，可是如今却身陷囹圄，为了钱，为了地位，天啦，每次想到他，我都会问自己，我活着究竟需要什么？今天早上起来我还在对自己说，我活着究竟需要什么。我打开圣经，找到箴言里的句子：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这些句子是多么朴素啊，我在想，如果我曾经把圣经里的话念给邢听，他的命运会不会改变呢？
      很多人可能会笑着告诉我，他是听不进去的。我也相信，所谓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欲望、内心的骄傲，一直在把他挟持，道德的说教没有意义，上帝的关怀他嗤之以鼻，他本就是只相信自己，只相信世俗权力，他的内心没有敬畏，他把他对世界的理解当成了普适法则，他以为自己找到了这个世界的砝码，找到了生存的真理。现在我相信他是被上帝遗弃的孩子，是上帝掷色子的时候，不小心滚落在地狱里的那一只。我还相信是上帝有意识的遮蔽了他的视野，让他只看见了眼前，忽略了远处，只看到了树木，却忽视了森林。
      朱兄，这些年你一直是我生活的范本。你柔软的性格，绵密的毅力，你对家庭的坚守，开阔的视野，都是我时时思考的重点。我想说的是，人生的方法事实上与每个人的视野有关，比如你，走了世界的那么多地方，你对世界的理解肯定和我们不一样，我相信随着我们的视野的拓宽，我们生存的形态会尽可能的与世界的本质保持一致。多年前我读汤因比的书，以及更早时期读泰勒的书，就深深体会到一个人的地理对他的性格、方法的深厚影响。我无法想象，如果今天我还在临澧，我怎么可能思考自由、权利、市场、个体价值等等普适性范畴，我可能只思考怎么巴结权贵，以及巴结权贵而不得导致的郁郁寡欢。这么看起来，邢的悲剧应该与他的视野有关，他一直迷恋在某种小范围的权力游戏里，一直活在狭窄的地理空间中，他的方式当然是局促的，危险的。
      这么看起来，你的幸福来自于你的行走，来自于你的视野。世界多么大，我们终于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市场的一部分。正如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一个渐渐开放的社会里感受到了自由的价值，这种自由价值，不仅成为我们的目标，也成为我们的方法、手段。阿马迪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理论，在我们身上出现了实证，我们通过自身可以把握的自由权力，或多或少的掌握了自己。
      有时候我在想，要是一辈子蜗居在那么小的地方，该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不仅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可怕，更可怕的是，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法，将永远鼠目寸光，自以为是！
      感谢上帝，你我都是蒙福的人．尤其是你！

                                                                                  苏小和 即日

奥地利学派译丛：新星出版社 2007年8月出版
《经济学方法论探究 》[奥]卡尔·门格尔著 姚中秋译
《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 [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 戴忠玉 刘亚平译 姚中秋校
《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 [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 冯克利 姚中秋译
《货币的非国家化》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著 姚中秋译
《权力与市场》 [美]穆雷·罗斯巴德著 刘云鹏 戴忠玉 李卫公译
《概念与交锋：市场观念60年》[美]华尔特·罗斯托著，王琛 邝艳汀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

      有两件事可以放在一起阅读。一是济南的大街上竟然淹死了数位市民，政府不让老百姓背后议论，抓了个散布谣言的小姑娘以正视听；二是山清水秀的凤凰小城一座还没有正式通车的桥垮了，死了很多人，前去采访的外地记者埃了打，省里的党报出台了一篇官员表扬稿，算是对老百姓有了个交待。
      这一北一南两件醒目的事件，能反映出当下中国很多有意思的问题。人文主义者大概能看到那么多人死了，对生命的怜恤油然而生，有新闻理想的人能在这样的故事里看到信息被遮蔽的丑恶现象，官员们能看到地方政府一直在沿袭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喜欢经济学的人，更多的则是看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利益纠葛。在一个规范的市场体系下，城市的建设者必然要充分考虑到城市排水的可行性，而决不仅仅只顾及地面上那些看上去辉煌的高楼大厦；而一家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的建筑公司，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大桥尚未通行就訇然垮塌的荒谬事件。这个时候，如果继续在组织的层面、道德的层面、管理的层面、社会稳定的层面、新闻自由的层面去分析，肯定找不到问题的症结，只有让经济学进场，方能认识到如此荒谬的故事之所以连绵不绝，乃是地方政府本是一家公共服务组织，如今却以市场利益博弈中的主导方自居，将市场里的产权、经营权、知情权全部囊括在自己的手心里，打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幌子，目无常识，为所欲为。
      这个时候，继续在现实的层面寻找思路，几乎让人绝望，而经济学则成为我们避难的港湾。新星出版社此次隆重推出的“奥地利学派译丛”，算是在这个多难的季节里为那些思考着的中国人提供了一条美丽的路径。
      自门格尔写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算起，奥地利学派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其生命力越来越强大。它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面临困境之时出现，其根本特征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它通过对个人的主观认知的理解，来解释经济活动，及制度的形成与演进。这种新颖的理论范式直接启发了公共选择、宪政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等热门学科。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奥地利学派坚持比较彻底的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方法论，所以，当今世界风起云涌的个人价值自愿选择，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才构成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巨大推动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受惠于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尤其是他们对于计划经济、对于政府干预的剖析和批判，直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及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所需要的经济学首要的研究课题，理应是市场制度及支持它的法治、宪政等等制度如何生成的问题。假如没有一个健全的自由市场制度，主流经济学最关心的“效率”也根本没有落脚之处。奥地利学派对于个人自由、自由选择的坚定信念，奥地利学派关于自由市场制度的深入讨论，奥地利学派关于制度生成的自由秩序理论，对于中国学者、及普通读者理解中国现实的变化，思考中国应当如何变化，将具有极大启发意义。
      回到济南大街洪水事件和凤凰垮桥事件，在粗读奥地利学派译丛之后，我们郁结的心思应该会豁然开朗。比如罗斯巴德的《权力与市场》，秉承奥地利学派对政府控制和干预的一贯警惕，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各种具体形态进行细致的归类、分析和批判，对反对自由市场的种种伦理论点提出了反驳，指出政府的控制和干预必然会损害正义。还比如米塞斯教授的主题是，官僚体制才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真正病因，这与哈耶克的《通往奴之路》异曲同工。大师们在用深厚的著作提醒我们，发生在济南大街上的洪水事件和凤凰垮桥事件，最本质的原因在政府这里，是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参与才导致了如此荒谬的悲剧一件又一件在我们的周围上演。
      各位，如果说“奥地利学派译丛”是在理论上呈现了人类社会最近几十年以来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那么，美国三任总统经济顾问，经济学家罗斯托先生的《概念与交锋：市场经济60年》就应该是在历史的层面呈现了自由经济蓬勃展开的发展历程。那些喜欢在象牙塔里品尝理论意味的人，可以借助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建构消磨时光，但喜欢历史细节的人们，则可以走进罗斯托的回忆里，去感受60年以来，自由市场经济是如何影响和改变了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
      1984年的秋天，罗斯托和他的朋友埃尔斯佩思在中国的乡村访问，一个明媚的早晨，他们被一名健康又快乐的妇女的背影深深吸引：这名黄皮肤的中国女人当时正站在一辆擦得光亮的丰田汽车旁边，盘算着如何在开放的市场里卖出更多的鸡蛋。
      许多年后，罗斯托写作《概念与交锋：市场观念60年》，特意把他在这个早上的发现记录在书里。作为一名中国人，尤其是亲身经历过1984年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中国人，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在怀念那一年，经济和人性像春天的百草一样，争先恐后的萌生。我们对罗斯托的描述如此熟悉，记得那时我们的父母忙碌得像是一些吃了兴奋剂的运动员，深夜还在农田里耕耘，而大清早则又把农产品搬到市场里换取纸币。现在我知道那是我们的学费，是日后我们这些农村里出生的孩子之所以能在城市里生存的精神砝码。
      那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年代！尽管我们鼠目寸光，但来自美国的罗斯托先生帮助我们看得更远。在今天看来，至少罗斯托在当时看到了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力量已经在中国农村起步，是市场拯救了中国农民。
      屈指一算，距离那个市场经济的启蒙时代，我们已经走过了23年。这些年，关于中国经济的走向，罗斯托竟然有了一些先知的意味。他本就来自开放的市场，因此对一个新兴市场的起步与发展，便有了比较清晰的展望。在他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过程，拥有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明显特征，比如相当高的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大量外资和海外技术的流入，以及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似乎要在短短30年不到的时间走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200年的历程。但是，在罗斯托看来，真正唤醒中国市场经济起步的，并且是效益最为明显的，却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另一本同样来自美国的预测中国经济未来的著作《2020年的中国》也认同罗斯托的观点：农民是农业和整个经济改革的基础。粮食价格的快速上涨触发了整个体制的改革，随着允许农民在市场上出售余粮的政策出台，共产党干部丧失了过去许多陈旧的权力。这是一种权力层面的大解放！到1984年，99%的中国农民都开始在这种体制下进行生产，他们生产得更多，也收入得更多，储蓄得更多。而在城市，许多国有企业的经营责任也转移到了新兴的企业管理者手上，国有企业的改革按照农村制度改革的范式起步，成为农村制度改革的尾声。
      在某种意义上，罗斯托的上述表述基本涵盖了中国近30年的市场化成就：这就是在总体上释放了中国人的力量，而在毛泽东时代，人的因素受到了巨大的压制。现在的问题是，正是过去混乱的现象，造成了今天中国人对市场进一步发展的恐惧，这正是今日中国经济建设单方面突进，政府力量过于主导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基本原因。
      先行者为师! 罗斯托的视野显然比我们国内很多的经济学家要宽阔很多。比如他认为，从邓小平理论开始实施，一直到1997年，亚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保持了高速发展的势头，中国经济正好在这个时期调整到市场体系之上，因此受益匪浅。正如邓小平描绘的那样，上天给了中国人一份发展和赚钱的大礼。 当然，这份大礼同样给与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也给了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现在，我愿意借助罗斯托的市场化路径思考我们的命运。罗斯托曾经按照他的市场路径准确预言苏联体制的存活时间不会超过三代，现实正是如此，经过列宁、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苏联解体，罗斯托的预言得以证实。关于这一点， 罗斯托有详细的、别具一格的论述，他认为苏联解体，除了苏联经济急剧恶化、阿富汗局势遭到重创、另一个更为醒目的原因，竟然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事业在这个时候走上了举世瞩目的发展道路。这个庞大的邻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再一次加剧了苏联人的历史恐惧感。
      当然，人类向往自由市场经济的动力才是这个世界朝着美好目标前进的主体力量。1965年，罗斯托先生首次驱车行走在通往汉城的机场公路上，他当时看到的是一排排飘着长长蒸汽烟雾的小工厂，这些小工厂正在把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的木材加工成用于出口的新闻用纸。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当罗斯托再次来到这里，过去的汉城，这座昔日破败的城市已经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空气清新宜人，到处都是现代化的大企业，人们都受过良好的国际高标准教育，城市里林立着一家家现代化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美丽的大学和饭店，条件良好的医院，完备的民主政治，自由的宗教信仰，宽容的国民心态，韩国成了这个世界上令人向往的国家之一。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来自市场的引导.

      （按：把商业故事写得幽默，是我的理想之一，本文小试牛刀，即博得赞誉，以后努力之！）
      3年前，我在一个天色灰暗的下午走进闫纯德的办公室，在一排排巨幅照片前驻足停留了十来分钟。那是一些闫总和各级领导的亲切合影，上至中央领导，中至省委省政府大员，下至石家庄最高领导，我们的闫总都是笑容可掬地站在那里，他当时的眼神，即使今天看上去，也是感激有加，诚惶诚恐的形态不可言表。
      事实上，今天漫山遍野的民营企业家们，他们的办公室都和闫纯德一样，坚守着同一种风景，这已经成为他们彰显企业实力和企业家风范的最好教材。4年前我走进陕西金花集团，吴一坚先生和当时最高领导的合影占据了他的巨大的办公桌后面那面更加巨大的墙，2年前，我在江阴看到张国平甚至把几十张他和领导们的合影做成了一个长长的摄影作品走廊，只要你走过去，你必须穿过这条走廊，必须在这些巨大的照片前停留下来，甚至必须从内心深处惊叹，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生产小队长，多年以后竟然和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领导们建立了如此亲密的联系。
      而在几年之后，也就是今年的８月１７日下午，在河北省冀州市法院，闫纯德在法庭上被迫肃立。法官用了半个小时宣读完关于他的判决书，闫默默听完，，一脸肃穆地走上前，在判决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自从闫纯德被收监以来，石家庄市的大街小巷都在流传他的消息，普通老百姓推测闫总可能得罪了小人，自有大领导保护他；而机关里的人们也认为闫纯德不会出大事；闫自己的手下们刚开始几乎是信心满怀，以为他们的总裁只是走走过场，过不了几天就会出来。这最后一条推测，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们之所以如此乐观，自然有他们的道理。从场面上看，闫纯德乃是河北地盘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多家大型民营企业的董事长，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河北省政协常委。如此显赫的要人，亦官亦商的大能人，谁要动他，都是需要仔细掂量掂量的。
      闫纯德不仅仅在场面上拥有丰富的政治符号，在行动上，他更是有板有眼。1997年，他就直接在省政府那里拿到了红头文件，率先成立河北华正公路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河北公路开发建设，经营管理。这家公司成立后，首先就开发建设了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营涝公路。有地方媒体报道，该公路直接拉动了矿区的经济发展，为地政府安排了大量就业人员，稳步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1999年，闫纯德拿到邯郸至临清长达81公里的一级公路建设资格，并由此拿到了在公路上设立两个收费站的批文。河北媒体的表扬稿称赞阎纯德为河北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闫纯德的内部讲话则认为，公路建设尤其是收费站的设立为华正集团带来了稳定的收益。2004年，闫纯德再次在公路建设上发力，一举收购了邯郸市环城路，省政府再次同意闫纯德设立6个收费站，闫的公路战略，从投资建设到站点收费，形成了稳健的发展态势。
      在河北老百姓的眼里，闫纯德绝对是个有长远眼光的人，他在公路上赚到了大钱，并没有围土守成，而是开始致力于公益事业和社会效益，比如在1998年，经过省政府和省教委的同意，华正集团和河北科技大学联合兴建了河北科技大学华正管理学院，闫纯德的社会责任形象由此确定。而在2001年，华正集团则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建立了“党员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委书记对闫纯德的行为进行了充分肯定，并号召全省向闫纯德学习。
      更有意思的是，闫纯德一直对河北的公安系统尊敬有加，抽出大量资金，拍摄了30集大型系列电视连续剧《燕赵刑警》，用河北公安局领导的话来讲，这是多角度展现了河北广大公安干警的英雄形象。
除了整合政府关系，闫纯德还是个有思考力的人，自２００３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来，他的一些提案和呼吁颇受媒体关注，比如他曾提出，对于一些民营企业家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违规或违法“原罪”应该赦免，尽快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审计条例》，等等。由此可见，闫纯德对自己生意上的一些不好意思示人的历史，是有所顾忌的，他似乎很早就意识到，除了寻求领导的保护，借用自己的政协委员地位，促进相关的法制保护，才是标本兼治的大好措施。
      仅仅从企业的战略层面看，闫纯德的上述发展思路，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稳扎稳打。首先，大量的公路建设已经将他的公司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彻底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唇齿相依关系。其次，这种本来属于政府出力的公共设施建设最终落入闫纯德之手，其中的过程，其实就是闫纯德和地方政府同心同德，互通有无的合作过程，可以肯定地是，随着一个个红头批文拿到手，闫纯德已经和各级领导建立了稳定的上下级关系，甚至建立了稳定的私人关系。这种种关系建立在党和政府的工作基础上，具有明显的持续经营能力。第三，闫纯德举私人资本建立共产党员学习基地，乃是为党的组织建设出力，这为他讲政治、讲学习的优秀形象再一次加分。最后，闫纯德用主题鲜明的电视剧向公安局示好，河北的老百姓都看到了，从此以后，闫纯德是那种真正拥有了保护伞的有钱人。
      不过，军事上的沙盘推演总是代替不了实战，纵然闫纯德拥有如此周密的战略部署，纵然他的头上戴着一层层冠冕，等到他真的有了麻烦，他自己设计的一层层保护伞，一套套政治经济学的防守措施似乎都没有发挥作用。从检察院发布的材料看，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１日，闫纯德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河北省公安厅监视居住，２月１５日河北省检察院就批准逮捕了他。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看来领导的保护措施还没有及时启动，他的案子就确定下来了。
      生活给闫纯德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领导们似乎意识到闫纯德在石家庄和邯郸的关系网结实，故而指定此案由冀州市司法系统进行异地查办。
      从一般的投资回报规律来看，闫纯德今天的遭遇是不符合常态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石家庄的另一位企业家认为理由有两条，一是闫纯德这次犯的是挪用资金罪，这是闫自己的家事，是闫自己的公司在管理上的失误，或者是私心贪婪所致，与各路领导无关，是闫自己大意失了荆州；第二则是民营企业家平时积累的各种上层关系，惟一的作用只是装点门面，真的遇到麻烦，各路关系肯定避之不及，不可能有人在最危难的时候站出来为企业家撑腰。
      我们比较同意这位企业家后一条分析，相关的案例可以佐证。湖南泰阳证券老板鄢彩虹犯事后，其家属通过各种途径欲找到鄢红火时结交的各路上层关系网，均是音信全无，据说鄢彩虹在看守所仰天长叹，感叹墙倒众人推，人情比纸薄！但第一条分析显然有一些牵强，为什么闫纯德会在公司内部的资金管理上犯下大错？这是闫案最后一道必须提出的问题。第一种推测，可能是闫纯德不太懂得挪用公司资金的罪责条款，他是这方面的法盲，不然无法解释他在犯罪的过程中，竟然把自己的女儿也牵扯起来了； 另一种解释则是闫纯德可能认为在河北地盘上，没有他摆不平的事情，多年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网，足以让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太相信自己的能力了。我们看到，最近几年，犯下闫纯德同样错误的，不仅仅只有闫一个人，著名的黄宏生所犯即为同一类型的罪行，可笑的是，黄在被香港廉政公署收押之后，还以全国政协委员的名义提出提案，呼吁党和政府通过相关法制，保护大陆商人在香港的合法权益不遭受侵害。黄这么操作的时候，一方面的确坚信自己没有犯罪，另一方面也的确相信港人只能治港，治不了大陆的事情。
      黄宏生显然不走运，他栽在了香港法制的面前，如果事情仅仅发生在大陆，他可能是不会有牢狱之灾的。相比之下，闫纯德就更不走运了，他多年的政治经济学经营顷刻坍塌，他竟然栽到在自己的家门口。此情此景，闫纯德哪有服气的道理？所以一审宣判话音刚落，他就提出了上诉。到此为止，闫纯德肯定觉得自己还有把案子翻过来的机会呢。(见最新一期《南方人物周刊》)

      80年代后期，我虽然年少无知，却匪夷所思的爱上了美学。我所做的第一件狂热的事件，乃是费尽周折从某个同学手里借到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然后又买来一支手电筒，别人都熟睡之后，我便在被窝里借着手电筒的光芒，将这本抒情又抒情的学术小册子抄录了一遍。现在看来，正是如此着迷的行动，为我打开了美学阅读之路。几个月之后，我理所当然的遇到了另外一本优秀的著作：刘小枫的《诗化哲学--德国浪漫美学传统》。
      由此，德国文化开始大面积进入我的世界，我像别的孩子一样，如饥似渴的去读德国的大师，尼采、叔本华、康德、歌德，一个也不放过。虽然更多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在囫囵吞枣，但即使是这些优美的名字，也让我如此得意。我们的业余话题永远是这些人，为此我们经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开始，我们迷上的当然是尼采的酒神精神，我甚至觉得那是写作诗歌的最好工具，而叔本华的悲观，借着青春期肤浅的理解，我们开始体会到人生如梦的悲凉意味。后来我们又读到了歌德，开始我们是鄙夷他的，尤其是他在皇室面前卑躬屈膝的样子，与伟大的贝多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之后我们显然读懂了《浮士德》，知道了魔鬼其实一直在操纵着我们的命运，我们的一生惟有努力再努力，须臾的满足都可能导致毁灭。而佶屈聱牙的康德，也没有吓退我们，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捧着康德的巨著，可能是在老师和同学们面前装装样子，事实上我们读不懂他，但无论如何，当我们读到他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我们还是前所未有的惊叹。世界是如此之大，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敬畏。
      德国美学真是一个辉煌的世界，当年我们的阅读可能更多的是附庸风雅，赶上了这个阅读的时尚潮流，但许多年之后，一些问题却因为当年的阅读而提出：比如为什么德国美学传统能迅速抓紧80年代中国的年轻人？这种传统在现代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在什么样的接受语境中被阐释，相关的阐释究竟回答了现代中国的什么问题？
      这就是所谓的德国美学东渐问题，或者说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视野中，德国审美的现代性问题。这个命题之所以值得深入分析，一方面是因为它本身是现代性的有机构成部分，即从感性、价值、情感需求角度对人的“主体性”的一种现代肯定，但同时它又是现代性内部构成中的否定与批判因素。如果将“现代化”理解为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过程，即以工具理性为宗旨实行的合理化工程，那么审美现代性呈现的无疑是相反的因素，即对感性个体的强调，以一基于感性和肉体的新的一元论来反抗、批判工业化、理性化社会秩序对“人”的异化。或者可以称为现代性内部的“反现代性”构成。关注“审美现代性”，使得现代性内部的复杂性得以呈现出来：不仅现代化是一种包含了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因素的展开过程，同时作为反抗理性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本身也具有内在悖论。在审美独立性和审美的社会功能之间，在审美的多元取向和审美中心论之间，在审美的人本特性和必然的价值虚无的后果之间，审美现代性作为别一种现代思想方案，并未提供解决自身矛盾的思想出路和理论前景。而这种视角，也正是以康德、尼采、叔本华、歌德等为代表的德国浪漫美学所提供的另一条不同于笛卡儿、休谟、黑格尔等理性主义传统的现代性思想脉络。
      显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对德国美学的接受，并进而以德国美学作为一面参照的镜子，观照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便成为一个复杂而有意味的研究课题。正是受到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影响，王国维第一次提出了美学这个范畴，并与蔡元培、宗白华等人，共同推动美学成为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一个独立话语类型。也就是说，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与德国美学思想之间有直接的关联。
      不过，作为一名普通读者，80年代后期我们对德国美学的接受更多的是在美学与人生的关系层面。首先是以歌德与《浮士德》的接受阐明审美与人生的关系，接着从尼采的酒神精神的被阐释来讨论审美主义，间或穿插着叔本华的悲观，和康德巨大的视野。而最根本的变化则是人的主体性的复苏。借着这些德国美学大师，我们前所未有的思考我们自己，而不是别人，不是集体，不是时代，不是组织，这与我们的父辈的思维模式形成了巨大的背叛，怀疑与批判成为我们的方法论，德国美学成为我们思考的坐标，我们在德国美学的范式中受益匪浅，而这正是80年代后期中国年轻人热血沸腾的动力之一。（见最近一期《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

（按：成都出才子，比如王怡、冉云飞、廖亦武、流沙河、翟永明，那是一些让我感动的人，但成都似乎一直没有一份有底气的媒体，多年前我认识成都，是从一本《星星诗刊》开始，不过这样有影响力的杂志在成都的确是少之又少。前月，由新伟介绍，接受了成都一本新杂志《调查》的约稿，把手上没有在公众媒体上使用过的资料整理成一篇稿子，交付了过去。今天，刊载我文章的《调查》终于来了，我惊讶于这本在成都长成的杂志，竟然是如此恢宏大气，还原中国生态的杂志定位也让我眼热。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值得关注的杂志，有点像杂志化的〈南方周末〉，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买来一睹为快）

仅仅思考通胀是不够的   

      尽管学术意味过于厚重，罗伯特·希勒的《市场波动》还是成为我最近高度关注的经济学著作，原因无它，只与当下中国市场如火如荼的通货膨胀有关。罗伯特·希勒详细论述了如何运用数学分析和行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公司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土地市场、商业组织市场、商品市场、可收集品市场和外汇市场等投机市场中的价格波动进行研究。大约一年前，他的《非理性繁荣》也是我必读的著作之一，现在回想起来，由于没有通货膨胀的市场背景作为参照，我对非理性繁荣的理解显然单薄了，当时我甚至以为，那不过是一名学者在书斋里推演出来的经济学模型而已。
      市场的波动真是一本最好的教材。眼下，一切都在疯涨，房价自然是不用强调了，就连猪肉也涨到了大家接受不了的程度。这种整体性的物价膨胀趋势，当然使我们存折里的人民币大打折扣。“非理性繁荣”这样的学术问题再一次以非常具体的生活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
      对于一个仅仅思考食品与睡眠的人而言，他的心思停留在物价指数上就足够了，但一个经济学家仅仅思考通胀是不够的，他必然会思索一些更高层面的东西。比如年过60的梁小民先生，他就愿意透过纷纷上涨的物价，思考一些制度性的问题。几年前我和他交谈，意识到在中国当下一大堆经济学家中，他可能不是最显赫的，有时候，他的声音甚至有点式微，是那种被遮蔽之后的式微。但读过梁小民的书，特别是听过梁小民的演讲之后，你就一定会记住他，在一大堆御用声音的夹缝中，梁小民多年以来一直在发出一种独立且自由的声音。
      与那些动辄建设宏大的经济学架构的经济学家不同，与那些把主要精力放在吹嘘政府政策的经济学家更不同，梁小民选择了一种具有启蒙性质的工作。他将许多深奥的经济学理论用寓言、故事等大众化的形式加以解读，让中国的普罗大众在经济学的层面看清了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权利。
      梁小民的声音第一次进入我的世界，是一篇名为《制度比人性和政府更重要》的文章。事实上这只是一篇短小的、感悟性质的随笔，但是在我看来，却远远超过了那些自封的制度经济学家们的鸿篇巨制。
      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作为哈耶克的信徒，梁小民这样阐述道：制度并不是要改变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这种无法改变的利己心去引导他做有利于社会的事。制度的设计要顺从人的本性，而不是力图改变这种本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性是无法改变的——无论是最有煽动性的说教，还是最严酷的法律。人的利己无所谓好坏善恶之说，关键在于用什么制度去向什么方向引导。

宽容其实是一种经济学品质

      与梁小民的工作具有某种类似性的另外一名经济学家是茅于轼。
      我以为，梁小民的《寓言中的经济学》和茅于轼的《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是当下中国最好的公民启蒙读本，每一个有志于建设自身的中国人迟早要读到这两本书。
      我读茅老的书已经有好多年了，除了他年轻时代写下的论文我没有阅读之外，我自己认为我对茅老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是有比较宽阔的了解的。在敬重他关于自由经济的诸多论述之外，我或多或少认为他缺少锋芒，固守妥协，也曾经感叹他缺乏宏大体系，等等。
      但去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有一些惊讶，我对我的自信和判断有了一些怀疑，我问我自己，我真的读懂了茅于轼么。
      去年的早些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封茅老的公开信，谈到他的一本名为《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的著作被封，希望某些部门尊重他的出版权力和言说权力。我不是惊讶茅老写这封信的勇气，而是惊讶茅老在面对强权时的宽容心态，字里行间，茅老没有火气，没有愤怒，他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实，而这样的事实仅仅是基于某种常识。
      现在，我就坐在茅老的家中，跟他做一些简单的交流。我问起他为什么有如此宽阔的宽容心态，老人微微一笑，说道，从边际效益递增的角度看，宽容其实是一种经济学品质，宽容能够给所有人带来好处，为什么不宽容呢？
      我不能推测其他人听到如此理性的宽容精神之后，会形成怎样的想法，我此时的心情是温暖，而且平和的，平和之外，还有很多的感慨。多年以来，我们的教育体系，我们的意识形态熏陶，带给我们的总是愤怒，仇恨，甚至是暴力，以为这才是改变世界的最好手段。我们的经历也充满了苦难和不公，这让我们与宽容渐行渐远。怎样从这样局促和野蛮的心态中走出来，以宽容之精神面对这个世界，是需要强大的自省意识的。我们看到，茅老做到了，即使岁月、环境，甚至还有当下都给茅老很多的不宽容，可是茅老却给了这个世界最大的宽容。
      就象他此时的微笑，平和，宁静，让人远离愤怒，远离狭隘。

到细节里面去

      仔细体会梁小民先生和茅于轼先生的姿态，我们能够发现，他们一直在细节的层面、普适的层面努力要求自己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而不是去追求宏大叙事。这种学术方法的调整显然很重要，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何怀宏先生在一次谈话中也提到过这样的学术方法选择。他在哈佛大学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完成之后，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丢弃对社会，对历史的宏观性把握， 转而做一些收缩性的工作。
      这样的选择构成了当下中国读书人的一道风景。
      高王凌先生的《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就是经历这样的选择之后写下的著作。这是一本介绍中国农民怎样在饥饿的年代偷饭吃的书。吃是主题，偷则是方法。一个时代的中国农民几乎群体性的借用“小偷”技术，来为自己偷一些饭吃，从而不至于饿死。
      站在历史失语的层面，高先生这样的主题太有价值了。国内有关三年大饥荒的著作本来就少之又少，仅有的几篇文章多半从宏观入手，而这本书是从一个个具体的农民的遭遇开始，真正深入到了农民的日常生活。
      但高王凌的写作目的似乎不同于我的阅读体验。在书的结语中，高如此陈述：“我发现，事实上农民远非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制度的被动接受者，他们有着自己的期望，思想和要求。他们一直有着反其道而行的行为，从而以不易觉察的方式改变、修正，或者是消解着上级的政策和制度。这种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互动，一直贯穿了整个过程，到今天还在继续”。显然高把农民的行为拔高到了政治诉求的层面，并暗示多年以来，中国政治生态一直隐藏着某种互动，这比我的理解要高出许多。如果基于某种美好的联想，他的这种对主题的界定是有道理的，也是更有价值的。问题是，多少年了，中国农民真的拥有某种互动的能力么？
      我认为高王凌是立足于自己的建设性，才提出这样的主题的，他可能希望这本略显浅显的书，能被权力持有者看到。高当过知青，对当年的饥荒刻骨铭心，他太清楚中国农民的最低需求了。高的学术走向多年来立足于此，也有一批不错的著述现世，但在写这本书时，却罕见的沿用了报告文学式的写作模式，而没有把本书写成一部严谨的学术报告。我想高王凌是看到了吃这个最基本的人性底线，同我一样，他相信文学性的叙述，应该比学理性的陈列更能打动人吧。

远离文人趣味

      说道文学性的叙述，我不免要想起上海的朱学勤先生不只一次谈到他对“文人趣味”的不屑。
查先生的诸多文章，他在两处地方比较详细的解释了“文人趣味”的意义。一是在《想起了鲁迅、胡适和钱穆》一文中，提到了鲁迅，并认为鲁迅是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在《从历史的纵深看官员的变革》一文中，朱先生拿顾准当例子，批评了文人趣味。原文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大概只有顾准是例外。我们细观顾准的知识结构，一是外语，二是数学，这两个支撑缺一不可。他依靠外语，跳出了当时大陆知识分子的思想樊篱，顽强掘通与西方第一流思想家如哈耶克等人交接的思想隧道；他依靠数学思维训练出的逻辑力量，而不是人文激情，一砖一瓦地建立他思想反思的地基。”
      顾准如何彻底跳出了当时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的思维局限，顾准身上的文人趣味之少，数学逻辑之严密，的确是个奇迹。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样彻底的反思思路，仅仅靠文人激情是找不到，也走不通的。在这一意义上说，朱学勤认为，与其说顾准是人文知识分子，毋宁说他是科技知识分子，是经济学家，是“财会知识分子”。
      朱先生并没有就什么是文人趣味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不过从他举出的例子，我大致能明白其指向，应该是文人式的激情，乌托邦式的理想，空泛的文理等等。这么看起来，徐志摩、郭沫若、闻一多、胡风等算是深具文人趣味的人。徐志摩太风花雪月，情书写的让人发腻，诗歌节奏太顺口，一辈子似乎没有做出一件有力道的事情来；郭沫若太有激情，早年写的诗歌赞美过了头，缺少怀疑精神，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郭沫若缺少怀疑的能力，从而导致他在晚年彻底成了一个马匹精；闻一多暴死在昆明，一个本来有实力的诗人，缺乏对社会细节的了解，一旦距离政治太近，文人的天真就显露出来；胡风跟随鲁迅那么多年，那种老道的批判和怀疑没有学到，文字流于表面，加上激情有加，因此只能写出《时间开始了》这样廉价的颂歌。
      我个人对朱先生批评的文人趣味是有切身体会的。现在回想起来，一直到２００１年，我的文人趣味都非常浓厚。爱风花雪月，轻描淡写，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经常深陷在文化爱国主义的窠臼里，却能借助语言的名义，让自己对自己的狭窄理所当然，经常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用局部代替整体，用典型代替全面，用情感代替数据。我的变化得益于我全面接触经济学，关于数据的整理，制度性的阐释，经济模型的分析，使得我在另外一个角度认识到文人趣味的苍白和无力。

      贵报8月23日发表的《柳传志：远未终结的一个人游戏》，读后感觉作者似乎对联想的了解并不深入，表现有三：
      一是作者始终混淆了柳传志负责的“联想控股”与杨元庆负责的“联想集团”之间的关系，不错，做PC的“联想集团”是柳传志掌舵的“联想控股”下的“大儿子”，也是最早和最大的子公司，但毕竟两者之间是母子公司的关系，不容混淆。如果以专业化的PC和多元化的控股之间的不同，来论证联想战略的混乱，似乎有驴唇不对马嘴之嫌，此其一；
      二是作者对柳传志掌舵的联想控股的多元化战略颇有非议，这本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很正常，但作者在论述联想多元化战略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漏掉了柳传志反复强调的一个限制性前缀，就是所谓“非关联”多元化。柳传志选择此类多元化策略，有其复杂的历史和现实考虑，绝非为赶时髦或者盲目作大而草率决策，其间的考量，其实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的，而不能简单地一棍子打死，此其二。
      三是作者对联想“整合传统产业、协助国企改制”的投资方向（这仅仅是联想控股旗下投资业务的一部分，而并非全部），更多地理解为是柳个人的理想性甚至政治性追求，似乎也有失偏颇，而没有看到国企改革过程中蕴藏的巨大商业利益和发展潜力，至于将以产业投资为主的联想行为，与以资本投资为主的德隆相提并论，更是有失客观。
      当然，作者在文中提到的柳个人在联想系统中个人地位过高的问题，还是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的。确实，柳传志作为联想的创始人和掌舵人，其地位、威望和影响力在联想系统中非常之高，甚至几乎可以“教父”视之，这固然有深厚的历史和个人原因，但其中是否蕴涵着潜在的风险，是否将成为联想持续发展的定时炸弹，确实值得所有关心和支持联想的人们深思的。
      不过好在，以目前看到的柳传志，仍在各种场合保持着其基于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谨慎”和“自律”，柳曾在一篇文章中，将自己多年经营企业的感触总结为“恐惧”二字，这种盛名之下、如履薄冰的情怀，还是值得大家赞佩和欣慰的。当然，诚如小平同志的警告“一个事业的成败如果过多地寄托在一两个人的身上，是相当危险的”，这一振聋发聩的提醒，想必也是经常在柳传志和所有联想人耳边萦绕的。

这无所事事的一天就要过去
我从早上开始，叹息复叹息
如此单调的工作，一直到傍晚
一直到夜色慢慢慢慢把我包围。

起初夜色像一层浅颜色的幕布
挂在我和上帝之间
我几次站起来，想到幕布后面去
可是上帝说过，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以为夜色是女人冰凉的小手
在我悲伤的时候
她从后面捂住了我的眼睛。

或者以为是一些细小的尘土
上午还只埋住双脚，到傍晚
我的头颅终于隐藏在一片混沌之中。

马力，你死了，终年55岁
但你的生活还要继续。
神说过，人人必有一死
死后必有审判
那么多冤死的孩子啊早已上了天堂
你只能到地狱里去。
你看那些孩子
正在神的身边唱歌跳舞
你却在火湖里受煎熬
你后悔么？你后悔么？

      有一个现象想必有人已经注意到了：2001年联想一分为二之后，表面看上去似乎已经淡出管理层的柳传志，事实上这些年来，手中所操控的盘子越来越大，力道越来越足。7月26日，他终于公开的，也是信心十足地对媒体说：“我作为联想的第一把手，是一个大的发动机。我希望把我的副手们都培养成同步的小发动机，而不是齿轮。”
      这段话显得意味深长。第一层面的意义，应该是清晰的说明了联想控股公司的战略架构。即联想控股公司统辖着5家子公司：联想集团，专做自有品牌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神州数码，专做国外大的产品品牌的代理业务和软件业务；联想投资，专事高科技领域风险投资；融科智地，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弘毅投资，专业从事并购投资管理。
      柳传志的如此阐释并不只是理论构想，现在，随着联想控股全面收购石药集团所有国有股权，出任南京先声药业大股东等一系列大动作出台，他们的资金已经像在撒胡椒面一样撒向了50多家企业。
      如此局面，表明联想发展到今天为止，已经是一家多元化、规模化的传统本土企业， 而决不是此前一直宣传的专业化、技术化的新经济企业。这是一种战略上的巨大改良，是对此前联想战略的某种纠偏，而且是来自柳传志的纠偏。众所周知，多年以来，在消费者眼里，在各种传播渠道中，联想主要与电脑有关，PC成为了联想最醒目的旗帜。联想管理层当然是深谙此理，凡是与电脑有关的公司信息，都被无限放大。比如联想和IBM的合作，五年的“IBM”品牌使用权，以及之后ThinkPad和ThinkCentre的商标使用权，让人们以为联想集团已经从一间低技术含量的电脑组装公司，一夜之间变成了具有真正核心技术的现代化大企业，加上今年上半年的销售业绩走好，联想及时向全球市场发布这样的利好消息，以至于消费者已经开始真正把联想当成有世界影响力的电脑大品牌了。
      看来，关于联想的众声欢呼，只是局外人的欢呼，包括柳传志在内的联想人，可能对联想的专业化前途一直抱有疑虑。按照迈克尔·波特的理论，一家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理性的选择应该是专业化，差异化，而多元化、同质化的企业模式，其失败的概率要大出很多。柳传志显然懂得这个道理，他此次站出来阐述联想体系的多元化架构，表明他可能对联想的专业化、技术化的战略并不放心，在这个问题上，他可能与年轻的接班人们之间存在着醒目的分歧。当然也可能是柳传志的思维过于宏大，他更愿意把专业化和多元化结合起来，左手专业化，右手多元化，所谓左右开弓，双管齐下，柳传志显然有充足的信心要把如此宏大的事业进行到底。
      但是，已有的经验告诉我们，今日本土企业集体性的多元化战略，总体上只是为了寻找企业的生存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企业家们从一开始有意识的多元化，已经发展到迫不得已的多元化。即便是柳传志的联想也不能幸免。
      关于多元化的陷阱，可谓一目了然，主要是资金链的断裂与管理力的拖后。我们无意推测联想资金链的安全问题，但柳传志关于“整合传统产业、协助国企改制”的宏大思路，我们却似曾相识。已经偃旗息鼓的德隆，当年正是靠着这样的宏大理想，一步一步走到了崩盘的绝境。
      为什么联想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并没有真正通过自主研发，形成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为什么联想要在专业化已经初具气象的基础上，又要大开多元化路径，将并不富余的投资能力和管理能力稀释到其他领域？为什么联想要把“整合传统产业、协助国企改制”这样并不属于一家企业的责任和使命承揽在自己的肩上？
  &nbp;   这一切可能都与柳传志有关，与他的人生经历、社会视野、知识结构和方法体系有关。我们不是说柳先生经历单一，视野狭窄，知识陈旧，而是说他可能经历过于丰富，消解了企业发展的纯粹性，他可能视野过于宏阔，将社会的宏大叙事复制为企业的宏大叙事，他的知识可能过于面面俱到，导致他忽视了市场的细分特征。尤其是在方法论层面，青年时代的耳濡目染，可能在他的思维定势里形成了醒目的强权思维特征，至少在别人看来，今日的柳传志已经是联想公开的“太上皇”了。
      这就是我们在柳传志最近的讲话里发现到的另外一层含义。 他如此不含糊地明确了自己在联想体系里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是联想的核心发动机，其他人则是小发动机。当然，柳传志毕竟是柳传志，他知道股权激励的重要性，也知道发动机“同步”的重要性，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像一名家长，像某个组织里的政委。他总是强调他的“三心”理论。比如责任心、上进心、事业心。他还声明，这个“事业心”不同于西方的职业经理人定位——在一家公司的管理职位上努力工作，拿到合适的报酬，再到另外一家公司去寻找合适的位置；联想的“事业心”是要把联想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一代一代传下去，直到永远。
      一家企业永续经营的能力究竟在哪里，柳传志的集权能力和道德范式应该算是其中的能力之一。但柳传志集权之后，谁来集权？所谓的道德范式，谁是最高的评判者？显然这是一些非常模糊的问题，也是柳传志时代特有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到今天为止，并没有制度化，明晰化，它甚至只是一些潜规则，只是柳先生一个人的游戏。放眼世界诸多百年企业，相关经验并不少见，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举步不前，一方面受困于国家特征，另一方面可能也与个人内心的安全感有关。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企业的“柳传志时代”可能已经成为发展的“彷徨地带”，我们应该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理性的走出去！（本文见今日南方周末）

      华人经济学家中，张五常善于做生意，乃是众所周知。大约3年前，香港媒体爆出张五常涉嫌在美国逃税，可能要面对美国当局刑事检控消息的时候，我即注意到张五常的赢利模式，他甚至在公开场合主动陈述自己在香港经营50多个商业停车场的收益情况。同时，他在美国举巨资购入物业，投资飞机配件厂，以及竞投艺术品，似乎有利可图的好生意，张五常都不会放过。
      现在，张五常再一次因为生意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关注。8月2日，他将陈逸飞遗产的继承人告上法庭，要求确认陈逸飞生前所作、但留有“张五常”之名的6幅油画所有权。在向法院递交的诉状上，张五常称，由于投资房地产致使资金紧张，陈逸飞向张五常提出借款要求，而后者借予对方150万港币。
      张五常和陈逸飞是至交，但在借款问题上，两人却合同分明：1995年1月8日，双方约定：“(一)陈逸飞现欠张五常油画6幅(加上以前所欠一幅，陈共欠7幅)。(二)以上7幅油画，每幅不能少于8.5英方尺。(三)油画以水乡或风景为主题，要有阳光(阳光加雾亦可)，且必须是精品佳作。(四)若得张五常同意，陈逸飞可以其他题材之作品代替。(五)张五常有权不接受任何他不满意的作品，而要求陈逸飞提供其他作品作选择。(六)若陈逸飞在约定的时间内交不出张五常满意的油画，张五常可以每幅油画30万港币的价值向陈逸飞收取现金。(七)全部7幅油画定于1995年12月31日交清。每交1幅，张五常或其代理人将收据交给陈。没收据不算。”
      我们看到，作为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张五常的赢利模式可谓清晰、理性、有效。首先是私人产权概念，无论是在香港投资商业停车场，还是对陈逸飞画作的所有权约定，张五常的私人财产所有权都是他时刻牢牢控制的第一要素；其次是契约，尤其是在与陈逸飞的借款问题上，张五常始终体现出了一个自然经济人稳定的契约原则，他既不会因为与陈逸飞的私人交情否定契约的建立，也不会因为建立契约便否定朋友之间的友谊；第三，从已经掌握的材料和数据看，张五常把他的学术和生意进行了泾渭分明的细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张五常借用学术权力谋利益的任何信息，如此，张的经济学研究保全了其独立性，他的赢利模式也完全基于市场展开。
一名自然经济人的理性精神以一名经济学家作为载体得以完全彰显。这个时候的张五常，其主体意义可能不是一名卓越的经济学家，而是一名讲究效益的生意人，一名拥有清晰产权、尊重契约精神、讲究市场细分的企业家。

被误读的张五常

      对张五常的误读就从这里开始：当张五常只是以一名“经济人”的身份，而不是以一名著名经济学家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判断便出现了醒目的错位：我们轻易地将一名经济学家的学术意义强行安插在一名自然经济人身上，用传统伦理学的教条约束“经济人”的市场行为，以为一名经济学家的企业行为、赢利行为从一开始就与神圣的经济学建设存在冲突，在我们的眼里，卓越的经济学家就应该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神仙书的象牙塔中人，绝不是在市场交易中锱铢必较的生意人。
      张五常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毕生的建设有三条，第一是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第二是成为经济学家群体中优秀的“经济人”，他希望自己成为一名不错的实业家，或者是投资人，第三则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书法家。这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比特的个人理想异曲同工，后者曾经希望自己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
      张五常的梦想如此之多，可是我们对他的价值判断却总是单项突进。比如有内地学者惊呼：香港教授的工资比美国还高，比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高100倍，为什么还要经商去积累财富？以追求有形资产葬送自己的无形资产，张五常真正是不懂市场经济！比如有人借助张五常经商以及偷逃税收开始大面积怀疑他的个人品德，并搬出“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旧子对张五常进行攻击，断定张五常不懂中国历史上“为人师表，以身作则”的道理。有人开始借题发挥，怀疑张五常想以学者身份干预政治，批评张五常放肆，直指张五常为美国特务，是“以殖民地经验误导中国改革”。
      撇开那种“假想敌”的思维不谈，面对张五常的赢利模式问题，可能我们最需要辨析的，是作为一名经济人的道德评价，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的制度背景下，如何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模式。
      爱因·兰德尝试从“经济人”的角度来分析相应的伦理生活模式。当一部分伦理学家把经济人的“自私”或“自利”看成是与社会、文明相对立的东西，仍然把“利他”作为最高道德境界的时候，爱因·兰德却非常彻底，无论是在事实层次还是价值层次上，她都义无反顾地倡导利己的生活模式。
      看来，在自由经济条件下，对“经济人”的行为如何进行道德评价，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二元判断，即使是以批判见长的马克思，也持此类观点。在评论孟德威尔的观点时，马克思曾经引了《蜜蜂寓言》中的一段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称之为恶的东西，不论道德上的恶，还是身体上的恶，都是一切职业和事业的牢固基础、生命力和支柱。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要衰落”。马克思由此夸奖孟德威尔：“只有孟德威尔才比充满庸人精神的资产阶级社会辩护论者勇敢得多、诚实得多”。
      作为一名卓越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显然比爱因·兰德和马克思走得更远。相对于传统伦理学的诉求，张五常当然更加尊重他自己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并彻底尊重“经济人”的产权权力和经营权力，即使是一名承担着太多社会价值的经济学家，也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力对之进行丝毫的剥夺。
      在这样的意义上，张五常的赢利模式对传统伦理学对市场的干预进行了一次实证性的消解，并用自己的企业经营行为阐释了他的现代产权经济学原理。

秦裕、张五常和梁小民

      既然提到爱因·兰德，就有必要提到秦裕，这个曾经的优秀学者、上海地方高官，尽管他此时正在某个地方接受调查，面临审判，但不能就此否认他是国内首先翻译、介绍爱因·兰德的人。
      生活的荒诞在此略显一斑。我们假定秦裕的犯罪事实中贪污、受贿罪行确凿，则他在一名“经济人”和一名“伦理人”之间便犯下了大错，或者说我们的制度设计给他在“经济人”和“伦理人”的二元选择中留下了灰色地带。同样，我们假定张五常逃税、倒卖假古董等罪行成立，则他和秦裕一样，在“经济人”和“伦理人”的选择问题上，也留下了硬伤。
      我们的思辩到这里为止，因为接下来张五常和秦裕的“灰色游戏”已经属于司法范畴。这显然是另外一个向度的话题。不过到目前为止，张五常并没有遭遇美国司法系统的强行干预，因此先前对他的司法怀疑，就有待商榷。这为我们继续思索理性经济人提供了空间。
      经济人的思想雏形首出于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吸收孟德维尔和爱尔维修关于利已心是人的本性和社会进步动力思想的基础上,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提出关于“经济人”假定的理论雏形，《国富论》一书写到：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自已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这便是经济人的思想雏形。《国富论》发表以后，边沁、西尼尔、约翰·穆勒等人纷纷对“经济人”思想进行了补充发展：“经济人”是自利的。这意味着他（她）既不自私，也不会从主观上出发去利他。“经济人”是一种双赢游戏，但他的本意是赢取利润.。“经济人”具有充分的信息，因此其选择一般会朝利己的方向发展。“经济人”是理性的，以自我效用最大化为选择的终极目标。作为必要的引申，“经济人”这一概念不涉及价值判断。
      回到张五常的赢利模式，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知识分子对自身“经济人”身份的确立带来的多元效用。国内经济学家梁小民先生在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活时，直言正是自己意识到了自身“经济人”的重要性，他的学术成就才得以展现出独立思考的勇气。梁先生早已不靠政府科研经费来养活自己的研究，也早已不属于某个学院的钦定教授，他靠自己的讲学、写作和出版赚取可观的资金，而且，他从不讳言自己的收入，他在北京近郊拥有自己的别墅，并经常直接对他的听众说：我现在只说自己想说的话，因为我是个“理性的经济人”，可以用自己的收入支持自己的声音。
      尽管梁先生的赢利模式与张五常绝不相同，但在理性经济人的层面，二人却是同志。从这里出发，我们提出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误读张五常？经济学家为什么群体性地遭受谩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大众在“经济人”和“经济学家”的区分上混淆了概念。 我们低估了经济人的重要性，放大了经济学家的价值。事实上我们可能对经济学期望过高，使其负重太大。经济学家的任务只是部分、简化地认识世界的一小部分，它没有改造世界的雄心；而经济学家天然拥有的经济人身份，理所当然是他们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看来，张五常既有经济学的宏伟建树，又有经济人的赢利模式，他才是这个时代最幸福的人。